美国的欧洲盟友和合作伙伴期待拜登政府加强多边接触、提升可预测性、增加对民主和自由价值观的承诺,并加强跨大西洋关系。简而言之,美国有望重新成为一个稳定局势的大国,而不是像过去四年里经常发生的那样,对全球机构造成破坏。
近年来,印度与菲律宾之间的外交交往稳步扩大,两国企业在经济和能源方面的合作日渐增多。安全方面,为提高马尼拉海域意识,印度在两国外长会议上同意向菲律宾提供海岸监控雷达系统。另外,近期报道称,印度和俄罗斯计划出口它们联合研制的“布拉莫斯”巡航导弹,菲律宾就是买家之一。
RCEP与其他崛起国家的倡议一样,动摇了既定国际准则,挑战了西方,并意图重塑当下的西方国际关系正统观念。RCEP亦让中国获取了不小的地缘经济收益,它不仅巩固中国在东北亚的贸易主导地位,还可能进一步推进“一带一路”倡议。总之,西方贸易政策的混乱和以亚洲为中心的RCEP的敲定或代表地缘经济实力向亚洲转移。
对于拜登政府而言,它必须关注美国亚洲战略中的漏洞。东南亚位于印太地区的心脏地带,但它却被忽视了。为在东南亚取得真正进展,美国需要有积极的安全和经济议程。选择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可能是拜登团队认真对待东南亚贸易和投资的重要信号。
2019年11月,新加坡政府发布《国家人工智能战略》(NAIS)。这一战略有三大愿景:第一、将新加坡打造为开发、测试和扩展人工智能解决方案的全球枢纽;第二、用人工智能提供服务,帮助企业在关键经济领域实现增长;第三、使新加坡具备在人工智能驱动的经济中蓬勃发展的必要技能和能力。
人们常常将重点放在应对气候变化策略降低排放和创造就业机会的作用上,却对进行脱碳的背景鲜有关注。认识这一背景至关重要,因为高排放并不是人类面临的唯一环境危机,脱碳并不是在真空中进行,而是在一个充满生态挑战的星球上。
在几乎导致欧盟破裂的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发生仅十年后,欧元区面临另一种威胁,新冠肺炎疫情导致欧盟出现有史以来最严重的产出收缩。本文认为,欧元区不完整的经济和机构整合使该货币联盟的经济分歧日益加剧,而新冠肺炎危机可能加剧这种分歧。
中国正在发展所谓的“数字丝绸之路”,与选定国家在技术领域(包括5G网络和电子商务)展开合作。“数字丝绸之路”于2015年首次被提出,它是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组成部分。它的主要目的是支持华为、中兴通讯和阿里巴巴等大型中国公司向新市场扩张,并获得大数据的访问权限。
印度正在经历快速的经济、人口和技术变革。在这种背景下,本文探讨了印度确保公平就业和创造优质工作机会方面的问题,以及印度的工作、技能、教育和志向方面的挑战。
在柏林,人们经常说的一句话是,即便奉行传统主义的拜登当选美国总统,大西洋两岸关系也不会回到过去。不过,拜登入主白宫后,德国的跨大西洋主义者将面对一位志同道合之人。而且,虽然世界的战略中心正向亚洲转移,但拜登有望成为自乔治·W·布什以来最亲欧的美国总统。拜登出任美国总统为德国乃至欧洲提供一次机会。
目前,社区和它们当地的政府在国家规划和融资决策过程中被边缘化,导致适应气候变化的一些投资不协调、未发挥作用。随着各国越来越多地应对气候和新冠肺炎危机造成的影响,有限的国际和国内财政资源必须得到更公平、更有效的利用,应让社区参与决策,以满足他们的需求。
自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瑞典一直遵循相同的管理模式。以社会信任为基础,包括当局对公民负责任行为和团结的信任,以及公民对当局能力的信任。由于疫情自2020年9月以来死灰复燃,瑞典已经加强了地方当局提出卫生建议的权力。
新冠肺炎疫情及相应的经济应对措施从根本上放大并改变了发展挑战的性质。全球发展合作也应作出相应调整。本文分析的重点是在经济和疫情稳定之后的“智能重建”阶段。
人工智能有可能改变战争的进行方式。最近,人工智能的数据推断预测能力取得进步。然而,这并不一定意味着机器可以取代人类决策者。人工智能的有效性不仅取决于技术的复杂程度,还取决于组织在特定任务中使用人工智能的方式。
建筑业是一个与其他行业,尤其是电力行业紧密相连的行业。对新建建筑和现有建筑进行脱碳将需要使用不同的方法。本文概述了减少该行业温室气体排放的潜力。
RCEP对欧盟经济影响不大,但地缘政治和战略影响却并非如此。随着新一届美国政府成立,以及中国在该地区发挥核心作用,欧盟需要制定一项亚洲商业战略。该战略应旨在维护其跨大西洋联盟,但也应反映出中国在该地区日益重要的地位以及以中国、日本和韩国为中心的价值链的整合。
本文在亚太经合组织的背景下解释了由东盟十国发起的RCEP的起源,总结了协定的实质内容,并粗略初步估计了其对贸易和总收入的影响及其结构含义。文章最后总结了RCEP对东亚地区主义、世界贸易和投资以及对欧盟可能的长期影响。
中亚长期经济活力取决于该地区经济体参与全球价值链的能力,这种能力也决定中亚升级附加值活动的可能。然而,中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参与仍然受到限制,这主要是因为中亚的贸易组合狭窄,且集中在少数贸易伙伴身上。本文提供了帮助中亚经济体加强全球价值链参与的建议。
日本的限制性武器出口政策在1967年至1981年之间实现制度化。出于对日本不断变化的地区安全环境、国防工业缺乏国际竞争力的担忧以及加强日本在在国际事务中能力的愿望,安倍上台后,开始推动日本武器出口方面的政策变化,旨在推翻限制日本武器出口的“虚拟”禁令。
多种因素使韩国政府能够在公民不反抗的情况下限制疫情传播,但最重要的是,是韩国对技术的民主控制有效地平缓了疫情曲线。韩国政府使用信息技术和监视机制通过应用程序和跟踪图来追踪疫情。事实证明,对监控技术的透明使用和提供完备的法律保障对疫情管理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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