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间的裂痕依旧很深。除贸易外,中美两国还在人工智能、数字空间和5G领域上爆发了一场技术战。中美贸易战加剧了全球经济的放缓。随着更多行业的卷入,这场冲突的成本不断上升并扰乱了全球供应链。对于印度而言,中美之间日益激烈的竞争可能是一个战略机会。
艾伯特·爱因斯坦曾说过:“我们无法通过使用在创建问题时所用的相同思维来解决问题。”传统的灾难风险管理(DRM)方法通常会陷入这一陷阱。虽然人们对自然灾害有了更多的了解,但人们识别和分析风险的方法似乎落后了。这限制了人们有效管理灾难风险的能力。
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使全球金融体系几乎崩溃,对全球增长和福利造成了毁灭性的破坏。为了防止或至少将再次发生危机的可能性降到最低,各国政府、中央银行和金融部门监管机构展开了积极的努力,以汲取危机教训并将其反映在公共政策中。改革工作的一项重要工作是旨在让银行更加安全稳定的银行监管工作。
特朗普上任时对中东安全几乎没有兴趣,但他杀死苏莱曼尼的决定从根本上改变了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游戏规则。特朗普的不可预测性使他的盟友感到困惑,但是现在,他的敌人同样要将他的不可预测性纳入考量。苏莱曼尼死后会发生什么,现在还不好说。
曾经在石油贸易市场上占主导地位的国家再也不能光靠油气资源维持发展了。这些国家必须根据外界变化进行调整,并需要采取新措施来维持发展和民众的生活水平。意识到这一问题的紧迫性,海湾国家加快了其经济多样化计划的步伐,并根据自己的需要制定了各自的计划来实现“知识经济”愿景。
虽说不是发展中国家造成的上诉机构危机,但它们或许握有一把解除危机的钥匙。维护一个分两步走、基于规则的贸易争端解决机制与这些大型发展中经济体利害攸关,它们可以发挥作用,推动就拯救上诉机制展开谈判。它们可以联合起来,放弃特殊地位,以换取美国承诺不再抵制上诉机构成员提名。
世贸组织在促进和保护国家之间的贸易方面至关重要。受美国阻挠,世贸组织上诉机构未能任命新法官,这意味着它将不再能够解决贸易争端。世贸组织至少已经部分“死亡”。欧盟虽然承认自己的过失,但最终还是希望挽救它。但是,保护多边体系的最佳方法是什么?
伊朗也许已经说服了世界,它会对美国采取严厉的报复。但事实上,伊朗人既不愚蠢,也不会寻求自我毁灭。低估像伊朗这样的对手从来都不是明智之举,但是高估伊朗的国家能力同样愚蠢。伊朗目前面临着严峻的内外部挑战。这并不是说伊朗政权处于脆弱状态或崩溃边缘,但伊朗也没有能力同美国这样的超级大国交战。
从几十年来最严重经济放缓,到中美贸易和技术冲突带来巨大不确定性,中国经济正遭遇全球金融危机以来最艰难的挑战。因此,中国是否会采取更具扩张性的政策来刺激经济已经引起广泛关注。最新信号表明,尽管存在这些不利因素、债券违约率上升、经济增速降至几十年来最低水平,但中国可能不会出台全面的刺激措施。
日本的多个政策文件均说明了印度崛起的重要性。例如,日本在国防白皮书和外交蓝皮书中均强调了与印度、澳大利亚等国开展多方面和多层次国防合作的重要性。在经济方面,日本和印度也将一同建设亚非增长走廊。展望未来,日印两国必须深化合作,以迫使中国建设性地参与维护以普世价值为基础的自由秩序。
近年来,中国对欧洲海港的投资迅速增长。这一过程在欧洲引发了一场关于中国在欧洲港口影响力不断增长的意义以及欧洲如何应对的辩论。这一过程是中国“一带一路”倡议(BRI)的一部分——特别是其海上组成部分,海上丝绸之路(MSR),也是中国在全球事务中日益重要的作用所带来的经济和地缘政治影响的体现。
日本在加深经济参与的同时,试图在地缘政治上牵制中国。同时,它希望通过“四国联盟”加深与其最亲密伙伴(美国、澳大利亚和印度)的战略协调,并且还希望确保最大数量的国家参与其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倡议。因此,日本在印太地区的做法最终旨在通过形成有利的区域环境并扩大其外交和安全选择来确保其战略自主权。
本文分析了是否可以将《欧洲竞争法》更直接地应用于因获得本国政府支持而在欧洲造成不公平竞争环境的国有企业。考虑到对欧洲经济自治的影响,这个问题现在是许多成员国和欧洲委员会的优先事项。
欧盟确定了未来五年的优先事项,因此需要对资本市场联盟(CMU)进行严格评估,并需要确定新的重点。资本市场联盟在立法方面取得了成功,但对欧盟市场发展和一体化的影响却远没有那么成功。资本市场联盟要实现其目标,就需要在最高层面重塑品牌并争取政治支持。
中美“第一阶段”贸易协议暂时停止了两国关系的危险发展势头,但远没有达到双方的谈判目标。美国贸易政策已成为主要由总统选举利益指导的行政部门来决定。同时,中国表现出了抵抗压力的能力:它将根据自己的利益按照自己的步伐,在外国投资、服务自由化和知识产权等领域选择性进行结构改革。
2019年11月30日,第六届亚洲思想家系列(ATS)会议在德里举行。此次会议的主题是“印度作为亚洲领先大国的机遇与挑战”,会议旨在讨论印度推行其经济和战略愿望所面临的挑战,以及政府应如何调整其政策议程。与会专家认为,在莫迪总理赢得大选之后,印度的外交政策变得更加自信,这凸显了多极世界秩序的开始。
在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的第二届任期期间,马来西亚制定了全新的外交政策,即寻求与中国交好,以最大限度的利用崛起的中国,同时努力避免自身受到越发动荡的世界环境的影响。
尽管伊朗在军事力量上无法与美国匹敌,但它在地区上具备一定优势:具有地区直接和代理性的影响力,地区空中打击能力,以及影响波斯湾能源贸易的能力。现在,报复的攻击方式、时间和地点选择的优势在伊朗一方。最重要的是,伊朗知道美国或中东地区无法承受全面的军事冲突。
中国以市场为导向且具有全球供应链工业基础的技术性崛起在世界历史上可谓是独一无二的。虽然这并不代表着中国一定会借此成为世界一流技术大国,但为中国提供了获取21世纪关键技术的确定性优势的可能性。这让西方国家十分焦虑,尤其是美国。
中国企业认为,它们可依赖于一套完全不同的组件来发展电动汽车,这意味着它们可以绕过内燃机行业的先驱,在新行业中占据领先地位。这可谓中国汽车行业黯淡的前景中的唯一一缕曙光。即便中国车企失败,中国也将成为远早于任何其他国家的电动汽车大型市场,这将使整个行业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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