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一国内部存在各种形式的非关税贸易壁垒。本文把中国全国性的增值税退税政策改革作为一个自然实验,目的是找出因地方保护主义而存在的这些国内贸易壁垒,并研究它们对出口和出口企业的影响。由于退税负担转移,改革让省级政府有更大动机阻止非本地商品流向本地出口中介机构。
在全球金融危机期间和之后,货币政策面临的这种约束尤其令人担忧,因为美联储和其他主要央行已将短期利率降至零或接近零。随着各国经济直线下滑,传统的政策手段逐渐枯竭,各国央行转向新的、未经过充分考验的政策工具,包括定量宽松、前瞻性指引等。作者认为,这些新的政策工具是有效的。
经济战争就是战争。它会引发真正的冲突。经济战还会害死无辜之人。在大多数情况下,经济战不会产生预期效果,特别是当一个国家单方面对世界其他国家采取行动的时候。华盛顿的政策制定者需要重新认识谦逊的含义。无能和傲慢的制裁政策不仅伤害美国人,也伤害其他人。
在本文中,作者评估了扩张性财政政策是否可以帮助欧洲央行实现其目标。使用十个主流模型,作者发现财政赤字占GDP的1%对通货膨胀只会产生适度和暂时的影响。在任何时间段内,扩张性财政政策都不会有效提高利率或通胀水平。
对于欧盟来说,由于莫斯科在许多危机中起着关键作用,因此有必要与俄罗斯进行务实的对话。新的“地缘政治委员会”可能会尝试与俄罗斯进行更多接触,特别是在叙利亚和其他中东和北非国家局势恶化的情况下。然而,两个障碍将继续阻碍合作。
在叙利亚启动空中作战不到五年,俄罗斯已成为中东和北非地区冲突的主要参与者。俄罗斯的努力似乎正在获得回报。通过现实主义和机会主义的结合,莫斯科已经实现了许多短期目标。但是,随着实地挑战性质的变化,确认其作为该地区新秩序担保人角色的能力将受到检验。
继2019年春在斯里兰卡发生复活节恐怖袭击之后,反恐已成为印度和斯里兰卡发展双边关系的关键领域。复活节爆炸袭击造成数百人死亡,这暴露了斯里兰卡安全机构的严重失灵。尽管印度情报部门此前曾多次发布恐怖主义警报,但因各种原因,警报被忽视。寻求从过去吸取经验教训,两国随后加强了反恐合作。
中美间的裂痕依旧很深。除贸易外,中美两国还在人工智能、数字空间和5G领域上爆发了一场技术战。中美贸易战加剧了全球经济的放缓。随着更多行业的卷入,这场冲突的成本不断上升并扰乱了全球供应链。对于印度而言,中美之间日益激烈的竞争可能是一个战略机会。
艾伯特·爱因斯坦曾说过:“我们无法通过使用在创建问题时所用的相同思维来解决问题。”传统的灾难风险管理(DRM)方法通常会陷入这一陷阱。虽然人们对自然灾害有了更多的了解,但人们识别和分析风险的方法似乎落后了。这限制了人们有效管理灾难风险的能力。
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使全球金融体系几乎崩溃,对全球增长和福利造成了毁灭性的破坏。为了防止或至少将再次发生危机的可能性降到最低,各国政府、中央银行和金融部门监管机构展开了积极的努力,以汲取危机教训并将其反映在公共政策中。改革工作的一项重要工作是旨在让银行更加安全稳定的银行监管工作。
特朗普上任时对中东安全几乎没有兴趣,但他杀死苏莱曼尼的决定从根本上改变了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游戏规则。特朗普的不可预测性使他的盟友感到困惑,但是现在,他的敌人同样要将他的不可预测性纳入考量。苏莱曼尼死后会发生什么,现在还不好说。
曾经在石油贸易市场上占主导地位的国家再也不能光靠油气资源维持发展了。这些国家必须根据外界变化进行调整,并需要采取新措施来维持发展和民众的生活水平。意识到这一问题的紧迫性,海湾国家加快了其经济多样化计划的步伐,并根据自己的需要制定了各自的计划来实现“知识经济”愿景。
虽说不是发展中国家造成的上诉机构危机,但它们或许握有一把解除危机的钥匙。维护一个分两步走、基于规则的贸易争端解决机制与这些大型发展中经济体利害攸关,它们可以发挥作用,推动就拯救上诉机制展开谈判。它们可以联合起来,放弃特殊地位,以换取美国承诺不再抵制上诉机构成员提名。
世贸组织在促进和保护国家之间的贸易方面至关重要。受美国阻挠,世贸组织上诉机构未能任命新法官,这意味着它将不再能够解决贸易争端。世贸组织至少已经部分“死亡”。欧盟虽然承认自己的过失,但最终还是希望挽救它。但是,保护多边体系的最佳方法是什么?
伊朗也许已经说服了世界,它会对美国采取严厉的报复。但事实上,伊朗人既不愚蠢,也不会寻求自我毁灭。低估像伊朗这样的对手从来都不是明智之举,但是高估伊朗的国家能力同样愚蠢。伊朗目前面临着严峻的内外部挑战。这并不是说伊朗政权处于脆弱状态或崩溃边缘,但伊朗也没有能力同美国这样的超级大国交战。
从几十年来最严重经济放缓,到中美贸易和技术冲突带来巨大不确定性,中国经济正遭遇全球金融危机以来最艰难的挑战。因此,中国是否会采取更具扩张性的政策来刺激经济已经引起广泛关注。最新信号表明,尽管存在这些不利因素、债券违约率上升、经济增速降至几十年来最低水平,但中国可能不会出台全面的刺激措施。
日本的多个政策文件均说明了印度崛起的重要性。例如,日本在国防白皮书和外交蓝皮书中均强调了与印度、澳大利亚等国开展多方面和多层次国防合作的重要性。在经济方面,日本和印度也将一同建设亚非增长走廊。展望未来,日印两国必须深化合作,以迫使中国建设性地参与维护以普世价值为基础的自由秩序。
近年来,中国对欧洲海港的投资迅速增长。这一过程在欧洲引发了一场关于中国在欧洲港口影响力不断增长的意义以及欧洲如何应对的辩论。这一过程是中国“一带一路”倡议(BRI)的一部分——特别是其海上组成部分,海上丝绸之路(MSR),也是中国在全球事务中日益重要的作用所带来的经济和地缘政治影响的体现。
日本在加深经济参与的同时,试图在地缘政治上牵制中国。同时,它希望通过“四国联盟”加深与其最亲密伙伴(美国、澳大利亚和印度)的战略协调,并且还希望确保最大数量的国家参与其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倡议。因此,日本在印太地区的做法最终旨在通过形成有利的区域环境并扩大其外交和安全选择来确保其战略自主权。
本文分析了是否可以将《欧洲竞争法》更直接地应用于因获得本国政府支持而在欧洲造成不公平竞争环境的国有企业。考虑到对欧洲经济自治的影响,这个问题现在是许多成员国和欧洲委员会的优先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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