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专家Daniel H. Rosen发表题为《与中国达成更好的协议》的文章称,中美两国商业关系的旧基础已经破裂,两国关系的新基础仍未确立。几十年来,中美两国双边贸易和投资关系总体上是互利的,不直接威胁美国的国家安全。美国部分制造业就业岗位的减少被其他领域的增长所抵消,消费品价格的下降提升了美国家庭购买力。但过去十年中,中美两国利益与挑战之间的平衡发生了变化。
有组织制造业中的企业还有另一个雇用合同工的重要动机。这些企业似乎正在利用合同工作为它们的战略优势,以反对直接雇用工人结成联盟,从而控制他们的议价能力和工资诉求。
俄罗斯是整个亚太地区最大的武器出口国。这种军事“软”实力远不如俄罗斯开展的军事活动惹人眼球,却带来了一系列地缘政治后果,代表着俄罗斯的影响力在不断扩大。
特朗普政府治下的美国正转向孤立主义,美国正在进行战略收缩,这给世界带来了相当大的真空。中国正通过其全球经济和战略外联努力填补这一真空。美国保护主义政策给中国提供了进一步扩大影响力的必要空间,并严重削弱了美国的影响力。
无异议函(NAL)和监管沙箱政策是重要建议,代表着消费金融产品的监管环境可能会有重大改善。这些政策若执行得好,可以带来相当大的好处,但若执行得不好,也可能对消费者、创新和竞争构成重大风险。
随着新一届国会和2020年总统选举周期加速,华盛顿的很多人可能会把注意力集中在政治两极分化严重的议题上。不过,也可能有惊喜。
如果从欧盟免税进口商品在经济上是有益的,那么从世界其他地区进口商品也是有益的。如果关税不像留欧派所声称的那样重要,那么降低关税不会在未来的贸易协定中造成议价能力的重大损失。
从一系列数据来看,当前中国经济放缓的指征越来越明显,这些数据既有来自中国的,也有来自中国贸易伙伴的。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中国经济放缓将如何影响世界?
在委内瑞拉,特朗普冒着巨大的风险,承认胡安·瓜伊多为总统,并支持委内瑞拉反对派。这场赌博可能会有回报,但同样也可能会出差错,把美国拖入不必要的军事干预,并可能陷入长达数年的泥潭。
有证据表明,减少银行家的责任增加了冒险行为的发生几率。比如,如果一家银行的行长在《已婚妇女财产法》出台后结婚,其管理的银行则可能存在更多杠杆,批准长期贷款和违反放贷规定的几率更大,并且在1873-1878年的大萧条中损失更多资本和存款。
华盛顿方面就核问题向朝鲜施压的策略显然没有实现其目标,朝鲜的核计划一直在稳步推进。在可预见的未来,朝鲜不太可能放弃其适度的核能力。美国应该追求一个更现实的目标,而不是继续不切实际地要求平壤接受完全无核化。
美国及塔利班已经就和平协议达成了初步共识,这可能是阿富汗历史的又一个转折点。塔利班承诺将结束一切恐怖主义行径,而美国将撤出所有驻军。美国总统特朗普急于结束阿富汗战争并将美军撤出阿富汗。
委内瑞拉局势很有可能迅速恶化,从经济及外交冲突升级为武装冲突。目前唯一可以确认的是委内瑞拉将持续动荡不安。
过去十年中,中国对欧盟的外国直接投资(FDI)大幅增加。虽然欧盟普遍欢迎外国直接投资,但对来自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往往伴随着担忧。鉴于此,欧盟现在面临着改革其外国直接投资政策的挑战。
随着1995年《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签约国审议通过了关于中东问题的决议,这样的努力以及在该地区建立无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区的更广泛目标成为1968年通过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一部分。本文描述了围绕这一问题的政治动态。
自俄格战争和2008年军事改革启动以来,军事手段在俄罗斯外交政策工具箱中的重要性有所增加。尤其是在后苏联空间,这尤其如此,因为莫斯科的重要安全利益和地区雄心聚集于此。
欧盟委员会提议对欧洲边境和海岸警卫队(Frontex)进行改革。改革将提高Frontex的业务能力,但委员会内部集中决策将削弱了成员国的作用。该提议与共同安全和国防政策文书,特别是与平民危机管理文书部分重叠,可能对欧盟的外部行动产生影响。
随着经济发展,印尼开始逐渐从接受援助转向为不发达国家提供援助,但印尼并未在多边开发银行中发挥重要作用。印尼应当在多边开发银行中拥有更多代表,尝试对多边开发银行增资,以及考虑建设自己的多边开发银行以扩大影响力。
一般央行会用外汇购买短期政府债券以应对短期流动性需求。在确保流动性需求之后会用外汇购买长期政府债券作为缓冲,剩余的外汇将转交给主权基金以进行其他投资。
随着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和印度决定携手扩大其政治、经济和安全合作,亚太地区已变成印度-太平洋地区。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不再是唯一的选择,北京的政策制定者已更好地为激烈竞争做好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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