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倡议自提出以来,得到了国际社会的积极响应。西欧国家也逐渐意识到参与“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性,希望能通过发展基础设施建设提升贸易流通,促进本国经济的发展。对于中国基础设施承包商,这是企业走向进一步全球化的契机。
外国资本流动的激增和收缩带来了一个问题:如何才能使它们不那么波动,从而变得更加有益呢?传统观点认为,当新兴经济体能够以本币计价的债券为赤字融资时,外国资金流动将更加稳定,因为外国人知道,债务国总是能够偿还以本国货币发行的债务。然而,这一直是个错误的论点。
最新研究表明,大幅减税有时使州和地方财政健康状况变得更糟。这是基于将在布鲁金斯学会2018年市政财政会议上发表的一篇题为“州政府减税与债务市场结果”的新论文的发现。
矿业国家政府容易受到投资者为逃避缴税而操纵转移价格的影响。存在的两个主要风险是矿业公司对相关方的矿产出口收费不足,且对商品和服务的支出过多。
研究表明,参与实现计划目标需要政府在机构、政策、财政和监测框架中做出重大改变,这些框架有可能产生明显效益,如降低交易成本、提高政策一致性和成本效益等。
美国商业核能产业必须生存下去。如果美国政府和私人企业齐心协力,促使政府和民用核基础设施向前发展,就能够实现这一目标。
中美两国应该认真承诺按照世贸组织的规则解决争端,这样它们才能表明自身是全球经济和世界贸易体系负责任的领导者。
从中长期来看,如果不解决腐败问题并加强其官僚能力和国家机构的运作水平,柬埔寨就无法维持其经济增长。深刻有力的政治改革意愿和变革型领导层将决定该国的未来。
天然气行业应该加入欧盟的脱碳努力。在政治上最可接受的、在经济上最可行的方式之一是向现有的天然气网络注入可再生天然气。如果没有具体的政治支持和解决主要由各国天然气质量立法差异所引起的跨国界问题,可再生天然气产量的大幅增加是不可能的。
印度在印度洋-太平洋地区的外交政策体系正在不断取得进展,与韩国日益友好的关系正体现了这一点。随着文在寅2018年7月8日至11日访问印度,韩国成为印度更强大、更有潜力的经济伙伴,新德里的“东向行动”政策得到了充实。
在帮助亚太地区低技能工人向制造业过渡的同时,贸易服务和其它非农业部门必须成为减贫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在提高工人生产率方面扮演同样重要的角色。这对于使发展中亚洲国家的贫困人口摆脱贫困、促进更具包容性和可持续的增长至关重要。
本文使用一个整体经济模型来判断2014年、2016年和2017年埃及能源补贴削减的分布式影响、2016年底的货币贬值,以及未来几年预期的能源补贴完全淘汰。结果表明,改革计划在短期内将经济增长率降低了2.5-2.6%,但即使能源补贴继续逐步取消,长期经济增速也会提高0.6-1.8%。
在公共部门购买计划的背景下,欧洲央行庞大的债券购买计划并未导致任何抵押品稀缺。银行仍持有大量主权债券。银行倾向于使用流动性较低的资产作为欧洲央行的抵押品,但这并不意味着欧洲央行的风险必然增加。
泰国将于2019年担任东南亚国家联盟的轮值主席国。由于主席国拥有提出一些区域议程的能力,泰国的愿景和立场将不仅会影响东盟内部的经济一体化,还会影响东盟与非东盟国家的经济关系。
2017年,在国内资本监管力度加大、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国际投资环境错综复杂等因素影响下,中国海外投资规模整体出现下滑,由高速增长期进入稳步调整期。然而, “一带一路”沿线投资合作逆势增长并呈现出新的趋势。在此,本文从财报风险、税务管理、财务尽职调查、投后整合、法律风险应对等方面,将对过去几期普华永道“一带一路系列”文章的关注要点总结。
安永发布的《中国扬帆启航 引领全球5G》报告显示,中国正在5G的发展竞赛中处于世界领先地位,自上而下的国家发展议程加上一系列关键计划都在大力支持打造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全球5G统一标准预计约于明年完成,而中国将5G商用发布时间表提前至2019年,很可能成为全球最先部署5G的几个主要市场之一。然而,受短期基础设施、设备和应用供应的局限,5G在国内的部署和采用将会循序渐进,不会在短期内完全改变或者颠覆电信领域及其他行业。
从美国企业的角度来看,由于国内劳动力和要素投入成本较高,供应链赋予了它们全球竞争力。从其他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角度来看,供应链创造了另一条通向工业化、就业和增长的道路。
中国企业在“走出去”过程中,由于不熟悉项目所在地法律法规和国际惯例,碰到了各种制度风险,特别是出现了违反合规性的各种情况。合规经营风险不仅发生在中国企业,西方跨国巨擘也常常遇到。笔者认为,海外合规经营是企业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具体表现,是企业国际化的检验机制,是企业国际化的最高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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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欧班列运来“洋年货”
走进沙特千年古城——欧拉
中国电动车亮相2026布鲁塞尔车展
中国农业银行共建“一带一路”典型案例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