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东和北非地区历来备受战争和冲突困扰。自二战以来,该区域每十年至少发生一次国家间冲突。该区域已发生过25种类型的国家间战争,包括叛乱、内战和持续的恐怖主义活动。在同一时间跨度内,230万市民在政治暴力中罹难——虽然该区域仅占世界总人口的5%,但是却占全球死于战争人数的40%。
区块链和其它分布式账本技术(DLT)正在将以前广泛的集中性全球经济活动推向分散的市场结构。政府应侧重于DLT的单个用例,而不是其底层实现技术,从而解决日益非居间化的全球经济的新监管难题。
零工经济部门将转变美国人的工作方式,并且可以为工人提供空前的自由。尽管联邦政府不大可能在短期内采取行动改善零工经济工人的工作条件,但进步的州和地方政府正开始采取行动为这些工人提供福利和话语权。作者希望,本文将加强当前有关如何满足零工经济工人需求的辩论,并对现有提案作出补充,以保证工人被正确归类。
特朗普拒绝认定伊朗遵守伊核协议的决定是鲁莽且危险的。特朗普以这种方式破坏一项成功的核不扩散协定会令美国孤立,让人对它的可信度产生怀疑,并向其它国家发出有必要发展核威慑力量的信号。最糟糕的是,这毫无必要地把美国和伊朗置于对抗的道路上。
飓风“玛利亚”给居住在波多黎各的340万美国公民带来了伤害,也暴露了在风暴到来之前困扰波多黎各的一些基本问题。若美国联邦政府不做出重大而持续的回应,成千上万人将别无选择,只能离开波多黎各。这将加剧波多黎各的挑战,并给美国政府带来新的成本。
随着德国在大选后忙着就联合组建政府进行谈判,德国能源转型的未来这一问题应摆在桌面上讨论。新一届政府的组建是该国加大能源转型力度、采取全面构想和广泛战略促其得以实现的一个机会。在本讨论文件中,作者评估了德国能源转型的成败,并对欧洲范围内各国的情况进行了评估。
海外仓还有巨大的共享空间,是共享经济在“一带一路”的实践应用,成果已经初步凸显,对供给侧改革实践、对外贸出口转型升级都有十分重要的借鉴和总结意义。希望更多企业,早日搭上这列快车,充分利用这一平台为自己开拓海外市场。
2007-2008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瘫痪了美国和欧洲的经济,并无意中促成了反全球化情绪。这一状况促使地缘经济力量向亚洲更为明显地转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这类西方主导的金融机构的影响力下降使得像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这样的地区替代性机构崛起。
英国和欧盟谈判的进展如何?是有序脱离还是达成退出协议?从2017年1月特蕾莎·梅在兰卡斯特宫演讲,到3月的第五十条通知函,再到近期的佛罗伦萨演讲,这三大事件道出了英国的愿望清单,以及与欧盟未来达成深度而特殊合作伙伴关系的热切愿望。
北约正在以不断提升的姿态强化东翼实力,另外,2014年以来俄罗斯和北约之间的紧张程度不断上升,为此分析人士纷纷提出基于更广泛角度的应对措施。但是关于俄罗斯对北约可能做出反应的研究仍然不足。
在总统竞选期间及担任总统最初的几个月,特朗普强调该国的经济关系不公平并呼吁予以改变,这给美国贸易政策带来了不确定性。在很多情况下,他强调需要削减高企的贸易总赤字,并威胁要采取保护主义措施。
通过浮动汇率化解资本流动压力是越来越多经济体的选择。中国以外的大型经济体都采取浮动汇率体制。即便对于新兴市场经济体,过去二十年来采取浮动汇率体制的经济体占比越来越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原首席经济学家奥伯斯费尔德指出,浮动汇率虽然不足以完全化解资本流动对国内宏观经济的冲击,但是与不能浮动的汇率体制相比,浮动汇率对于平抑资本流动冲击发挥了重要作用,给国内货币政策也留下了更大空间。
过去的几十年中,中国和亚洲及世界其它地区结合紧密。本文调查了中国经济放缓对全球经济的影响。本文研究了如果中国经济面临危机,对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影响。由于在东亚和东南亚拥有强大的生产网络,中国GDP增长对亚洲新兴地区的冲击更大。
成立伊始,东盟五个原始成员国寻求的是和平与发展(2Ps)。如今,东盟寻求的是集中性和连通性(2Cs)。集中性旨在通过多个以东盟为中心的机构施展东盟的实力与影响力。连通性旨在提升区域一体化水平并改善区域差异。
本文分析了印俄两国领导人于2017年6月初发表的《圣彼得堡宣言》,并将这一宣言同印俄领导人做出的其它三项宣言进行了比较,以便评估印俄两国双边对话扩大的程度并确定未来印俄合作的新驱动领域。
日本的人口减少和劳动力短缺导致2016年在日本居住的外国人数增至历年最高水平。外国人正通过非正式途径留居日本。尽管基层开展了一些接受移民的基础性工作,但日本政府仍应负责制定全面的移民政策。
随着围绕2020年后凝聚力政策的辩论逐渐展开,欧洲政策研究中心发布本报告,为该政策领域未来成为欧盟经济发展日程的核心做出了新的贡献并指明了方向。报告检视了制约条件的作用以及对欧盟结构和投资基金的影响。
17年10月和11月,委内瑞拉面临40亿美元债券到期。在此关键时刻,委内瑞拉需要重建有代表性的民主并重新开放经济。如此,才有望得到数十亿美元的财政支持。改变政权和求助于国际社会是更好的出路。估计一个新政府可吸引超过500亿美元资金,来支持经济复苏。
从市场的角度来分析,必须要有一定的规模经济,才能使基础成本下降,才能有足够的市场参与者,才能变成一个相对成熟的市场。高柏教授赴波兰、德国和西班牙等国家考察中欧班列,通过欧洲之行他发现,中欧班列和中巴经济走廊带来的收益远远超出我们通过经济学方法计算得出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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