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全球经济在金融危机后蕴含着诸多挑战,比如全球性的产能过剩、贸易保护主义抬头,我们的比较优势在削弱,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面临很多风险。在后危机时代也存在很多机遇,大量人才向中国汇聚,一些跨国公司逐渐将一些更加高端的产业活动向中国转移,大量国内企业的海外并购对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竞争力提高具有深远影响。
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以来,特别是新《环境保护法》实施和环境保护党政同责体制推行以来,环境监管的作风总体硬朗了很多,环境保护的成效也明显得到体现,但是环境监管的形式主义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有的是由一种形式转为另外一种形式,有的却更加深入。
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税收改革可能将美国的资本收回,美联储将开始放松由于量化宽松导致的肿胀的资产负债表。对一些人来说,针对30个经济体的研究提出的问题,不是为什么这些经济体未能使用财政政策,而是他们为什么仍然不愿从对短期自由资本流入征税入手,积极实施资本控制。
“WannaCry”勒索软件利用美国国家安全局开发的零日漏洞,使全球各地承担关键任务的系统普遍出现瘫痪。印度观察家研究基金会专家撰文表示,在阻挠近期关于网络空间的国际标准和法律制定取得进展方面,美国负有特殊责任。
在严控金融风险的大背景下,一行三会动作不断。央行推出MPA考核;银监会2017年计划完成立法项目共46项,并从3月起连发多文加强对金融乱象的监管整治;证监会出台系列规范性文件并严惩数家公司;保监会在一个多月时间里连发8文强调风险防控。那么,究竟有哪些潜在金融风险需要警惕呢?
近年来,通过持续创新和转型,我国商业银行不断拓宽自己的生存空间,正在直接或间接地促使传统功能发生转变。其核心在于:从传统的“资金中介”向“服务中介”转型,即从以支付结算和资金融通功能为主的纯粹“资金中介”,转型为提供支付、信贷、投行、咨询、风控等多种金融服务的综合“服务中介”。
亚洲开发银行研究院将于5月31日至6月1日在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召开“国企的有效管理”研讨会,将向与会者讲述与国企高效管理有关的挑战,并提出改革建议来应对这些挑战,还将介绍亚洲国企当代面临的挑战和有关的解决方案。
社会政治变化过程是复杂且难以预测的。因此,德国等捐助国在开展对外援助时应选取更具适应性的援助项目。这意味着,对援助项目的关注不能仅停留在最终成果上,还要让援助项目具备可问责性和可调整性,同时应使资金援助方和项目实施方之间达成长期的合作伙伴关系。
自1973年以来,欧盟法规一直是对英国政府权力的最大制约,这种规制体系防止了英国政府对一些行业的过度青睐和对欧盟其它国家移民的歧视。英国首相特蕾莎•梅寻求“硬脱欧”,完全脱离欧盟的法律框架,此举也将消除对英国行政权的约束。作者认为,这最终会损害英国的海外利益,以及抬高英国国内政策失误的可能性。
自2015年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以来,我国掀起“智库热”。然而,要真正建设具有国际影响力、世界知名的中国特色的新型智库,还任重道远,中国智库仍需砥砺前行。
5月14日至15日,“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在北京成功举行。印度是全球大型经济体中唯一缺席此次论坛的国家,遗憾地错过了展现印大国形象和开放心胸、合作助推地区互联互通的契机。这次高峰论坛会议总结了“一带一路”合作进展,凝聚了各方共识,为“一带一路”建设国际合作指明了方向,规划了路径,明确了下一步行动方案。
近些年来,随着世界经济格局的微妙变化,国际政治形势的复杂角力,许多问题愈发突出并且愈发深刻。所有微观事实都应是宏观战略的组成部分,如果缺乏一种大局观,不能从国家崛起、战略利益等层面上来进行思考、推演和筹谋,金融建设就只能流于“匠气”,虽然有一时发展,但无法真正取得突破,更无法为国家富强、经济腾飞、社会安定、百姓幸福有效服务。
在互联网信息技术驱动下的金融安全工作,需要加强有关国家标准的制定,加强有关软件系统安全性的检测和评价,并且对有关互联网金融产品的安全性信息提出更高的信息披露要求,从而推动以金融机构为主体,以金融产品在技术条件下的安全为基础,然后通过有关的监管部门进行实时动态在线的监测、评价和预警,形成的风险识别机制、防控机制、管理机制。
发展放缓和通货膨胀压力的上升使得一些经济体面临的滞涨风险,包括非洲的资源生产型经济体。如果没有新的发展和经济转型,那些面临高度通货膨胀的国家或面临国内外债务的堆积,而这并不是他们所希望看到的。如果没有相应的缓解措施,出口放缓、财政收入降低,再加上历史债务问题,这些风险将加剧这些经济体投资环境的恶化。
尽管国际贸易对温室气体(GHG)的排放有直接的促进作用,但在温室气体排放在任何地方都需准确付费的条件下,增加的贸易能有效地实现发展目标。鉴于并非所有排放都需付费,本文研究了贸易相关政策何以同气候变化目标不一致,或阻碍气候目标。
经济发展依赖于国家的人口变化情况。按照重要消极因素划分,导致增长放缓的决定因素包括:国内人均生产总值、发展滞后、贸易开放度、投资份额、人口统计特征概况和外国直接投资。而人口转变因素包括人口生育率、抚养比率、年轻人抚养、劳动人口、人口统计特征概况和人口密度。
随着收入的陡然降低,再加上来自不同石油生产商的压力,海湾国家于2016年下半年签署协议,同意在2017年上半年降低石油生产量。然而,从基于石油生产的海湾经济转变为多样性经济并不容易。难点在于,这些国家的政治稳定性与国内居民的高生活标准有直接关系,而居民高生活标准的基础来源于石油收入。
5月7日,马克龙当选法国新一届总统。不过,马克龙的政党需要在6月的议会选举中获得稳定的多数席位,这对于一个全新的政党来说绝非易事。要推动改革,还需要建立广泛的公众支持,这一点难度更大。最重要的问题是推动欧盟各成员国采取行动来恢复欧洲内部的互信。只有如此,马克龙的胜利才对欧洲具有真正的积极意义。
2017年,印度将主办非洲开发银行年会,并主持由成员国财长组成的非洲开发银行理事会。这些会议对印度十分重要。首先,这些会议将被视为2015年新德里“印非论坛峰会”的后续动作。其次,这些会议也是了解莫迪政府对本国互联互通、基础设施和发展项目将采取措施的机会。
如果年轻人们希望自身的生产力得到发展,就不得不依靠自己。投注印度的未来,就是投注这些年轻人以及技术。人们可能不理解生产力发展的来源,但是需要知道的是,印度数亿年轻人是否在解决这一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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