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兰对丝路倡议持积极态度。“一带一路”倡议被视为能够与波兰政府的发展战略产生联合效应,是扩大波兰对华出口、吸引中国投资、加快波兰再工业化进程的重要途径。波兰的目标是成为丝路的一个中心点,至少在中欧地区成为中心。这种积极的姿态在丝路框架下举办的多次双边会议和签署的备忘录中均得到了明显地体现。
荷兰拥有欧洲最大的港口,是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两个主要元素——“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和“丝绸之路经济带”的主要连接点。虽然荷兰政策制定者、企业和研究人员对丝路的意识逐渐增强,但是荷兰人对“一带一路”的整体态度仍保持谨慎。
尽管丹麦商界和政府行为主体近期已开始探索中丹在“一带一路”框架下合作的潜力,但丹麦对中国海外基础设施和开发倡议的参与至今仍局限在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框架内。虽然丹麦媒体曾做过一些批评性报道,丹麦议会内部也有反对的声音,但丹麦政府总体上对亚投行持积极、务实的态度。
为确保消费者主导的老年护理改革取得成功,澳大利亚联邦政府须继续改革这一领域,释放老年护理的“新经济”。为了确保过度监管不会限制家庭护理服务的发展和消费者主导的老年护理的潜在收益,政府应采取措施。
本文在国内需求、人口老龄化与劳动力就业、不平等加剧和国际贸易等四个方面提出了对韩国政府的政策建议。
随着“互联网+时代”到来,目前,互联网企业特别是拥有流量和大数据、有一定影响力的企业纷纷和银行合作。比如建行和阿里,用阿里弥补自身能力的不足。但在合作过程中,这些互联网企业往往得到的利益比银行尤其中小银行多得多,在这种情况下,银行应该如何应对呢?
尽管丹麦商界和政府行为主体近期已开始探索中丹在“一带一路”框架下合作的潜力,但丹麦对中国海外基础设施和开发倡议的参与至今仍局限在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框架内。
正如在其他很多欧洲国家一样,中国一直在法国积极推进“一带一路”(法语称“新丝路”)项目。在“一带一路”项目启动之时,法国政策制定者和商界人事一度迫切地希望了解这一概念。但现在看来,很多法国行为主体将“一带一路”相关项目视为次要问题。
供给侧与消费端的权益要平衡,要形成正常的博弈。汽车销售和流通环节,在4S店模式下的市场两端并未形成真正平等的契约关系,因为消费端缺乏足够的选择权和知情权。就此而言,商务部新规的确是消费者福音。而且,传统的4S店模式依然还在,可以在充分的市场竞争中改善汽车供给侧,对劣币进行改造实现转型升级。
网络入侵对国际安全和稳定的威胁不断提升。政府部门制定防范网络入侵的国家政策或可提供一定意义上的短期解决方案,但是其长期效果受到质疑。国家网络震慑政策涉及潜在网络对手间网络军备竞赛和周期性矛盾升级的风险。外交在短期内提供的解决效果可能有限,但是其提供了更加有效的长期效果。
中国经济的现存问题在于贷款增速高于名义GDP,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经合组织(OECD)和中国当局等各方都认为这是一个需优先考虑的政策问题。中国的债务水平远高于与其发展阶段相当的其它国家。
希腊目前是“一带一路”倡议框架下少数欧洲大型项目的承载国之一。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一带一路”位于比雷埃夫斯港的项目是推动中希关系发展的关键动力。作者指出,尽管希腊是亚洲和欧洲海路连接线上的重要行为主体,但眼下还没有形成针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清晰的战略。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促进金融机构突出主业、下沉重心,增强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坚决防止脱实向虚。银行业是金融业主体,也是实体经济融资的主渠过去一段时间,银行业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何以削弱了?当前为什么要更加强调银行突出主业?未来如何增强银行这方面的能力?
准确地说,弗里德曼说的是战术,不是战略。就战略而言,美国在中东举旗,要立的是美国对中东的主导地位,要实现的是对穆斯林世界的“改造”。“伊斯兰国”和巴沙尔政府都是美国的敌人。在弗里德曼看来,美国虽然要举旗,却不要冲在前面,要尽可能地往后站,要多使用远程操控的手段。这样既不会伤及自身,又可以打击敌人,可谓两全其美。
在世界“大数据”产业化的进程中,中国的角色和所起的作用令人惊叹:中国在短短的十年内已经由原来的“数据经济”小国一跃而起变成最发达的“数据经济”大国之一,而且正坚实的迈向“数据经济”强国的前沿。中国的“数据经济”的飞速发展将在未来十年提升中国改革的质量,改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领域提供开创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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