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约及其成员国必须对黑海地区保持重视,同时采取行动确保该地区安全与稳定。北约应在该地区增加海、陆、空军的持久存在,深化与伙伴国和国际组织的外交关系,制定一套综合性的办法。
今年7月26日,国务院发布了有关推动中央企业结构性调整与重组的指导意见,但该指导意见似乎并没有提供一条提高效率或降低道德风险的通道,但这也并不意味着会有达尔文优胜劣汰理论中提及的不能独立生存的企业。
喧嚣过后,英国脱欧已成现实,是时候对英国在数字竞技场上面临的诸多挑战进行评估了。被讨论最多的与英国脱欧相关的数字政策问题是英国政府对欧盟三项法规执行的预先立场。
韩国于2012年引入社保补贴,以缩小社保覆盖缺口的差距。尽管韩国的财政投入巨大,补贴对社保覆盖面的影响却不大,韩国的补贴方案对就业也没有明显影响。与其执行开支巨大的补贴政策,韩国政府不如在有效征收社会缴费方面认真努力,以缩小社保覆盖缺口的差距。
本文是《印度核安全》报告的第二版。新版报告纳入了美国考察的重要发现,以及对印度和南亚近期所发生的恐怖袭击事件的评论。本报告还整合了包括《核安全管理局法案》(NSRA)和印度在2016年核安全峰会上所作承诺在内的印度国内核安全政策和法规,此外,报告中还新增了适用于印度的新建议。
随着大多数对伊朗制裁的取缔,拥有超过7700万人口的伊朗及其未经开发市场吸引了外国企业的目光。大批外国贸易代表团出访伊朗,最近一次的访问来自澳大利亚。但是,在伊朗经商仍然面临很大阻碍。并非所有制裁都被取缔,伊朗国内市场的不透明性以及监管机制的缺失阻碍了该国实现人们对它的预期。
在美国,投票不是强制性的,因而选民投票率对选举结果会有很大影响。特朗普很可能能激发以往不愿投票的选民前来投票。正如奥巴马能激发黑人投票,特朗普可能会激发蓝领阶层投票。
商品出口型拉美国家的产出波动在很大程度上受共同的外部因素影响。因此,经济繁盛与衰败应会带来相同的政治周期。财政困难时期,新主流政府(主要为中右翼)会采用什么政策选项?新范例会是继续以过去为基础,保留华盛顿共识的一些基本原则,并在可行的情况下保留中左翼政府实施的一些社会再分配政策
欧洲央行压低欧元区利率相关政策的重要性被广泛认为是巨大的。但即使是欧洲央行,也不将利率下降逾1个百分点归因于量化宽松政策。作者认为,鉴于全球市场状况,量化宽松政策的影响要小得多。人们普遍认为利率突然转向“正常”会对金融稳定性构成威胁,但很少有人相信这很可能会很快成为现实。
欧盟通过为其提供财政资助和专家意见,帮助乌克兰进行改革。但是,欧盟的援助并没有带动有效的司法和行政改革。中央国家机器改革缺乏进展,阻碍了其他领域的改革。乌克兰的改革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欧盟应该明白这一点,应支持乌克兰加入欧盟,以防止欧盟东部边缘地区出现更大的不稳定性。
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副院长赵锡军说:“营改增”避免了营业税重复征税、不能抵扣、不能退税的弊端,能有效降低企业的税负。“相对于以前的营业税来讲,增值税只是对这个行业、企业所产生的增值的部分进行征税,而不是对所有的营业额来征税,那么显然税收的部分更具有针对性了。对于大部分的行业、企业来讲的话,应该说都是能够从中获益的。”
在互联网和大数据时代,信息代表着财富、代表着销售渠道。掌握了信息,就掌握了机遇。获取信息成为商家竞争的法宝,巧妙利用个人信息也成为竞争的重要方式。从效率层面而言,确实应当鼓励个人信息的积极利用,但也不能只注重个人信息的利用而忽略了保护。
限购是对房地产市场的行政干预,是一种在非常时期、非常情况下的非常规调控手段。如果作为长期手段使用,其负面作用较多。对于房地产市场,长期抵制投资需求,不仅会影响合理的需求,还会减少正常的供给,不利于整个行业的健康发展。
这个篮子不再是纯粹的精英储备货币俱乐部,而是纳入了新兴经济体的货币。人民币入篮不仅是人民币国际化的成果,也是全球金融治理的大事。这意味着,以西方货币为核心的全球储备货币体系已经不合时宜,亟需加入新兴血液,人民币就承担了这样的时代责任。
美国一贯的政策是扫清其维护世界第一道路上的任何“绊脚石”。因此,要避免中美之间的战争,一方面需要美国放弃世界帝国战略,另一方面要求中国有相应的决心和军事能力维护自身利益,抵抗美国的文化入侵。中国学者更是应当注意避免掉入西方话语体系的窠臼中。
富国银行客户账户造假案发后,美国国会要求富国银行第一把手约翰·斯顿夫到国会作证。听证会由参议员银行、住房和城市事务小组委员会举行。小组委员会的参议员们争相提问,结果每人只有5分钟提问时间。要是参议员们协调一致,各有侧重,本可稳、准、狠深揭猛批斯顿夫。但参议员们却自说自话,避重就轻,避实就虚。
排放权交易机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是如何根据所设定的排放总量目标,为交易体系所覆盖的每一个排放主体或排放源分配其可以使用的排放配额,即实现排放配额的初始分配,这是实施排放权交易机制的基础。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原所长、研究员任兴洲在论坛上表示,分享经济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创新产物,它使社会上存在的大量闲置资源实现了以前不可能实现的经济价值与社会价值。例如,交通出行领域依托移动互联网平台整合了社会闲置车辆、车辆空间或驾驶技能等公共与个人的交通资源,为供需双方匹配更优质的出行能力。在为社会提供新的资源供给的同时,还顺应了居民消费需求特征的变化、提供了新的就业机会、促进了服务领域社会化分工、产生新型的社会分工方式。
“不可否认,进入新常态和形成消费增长的新格局,不仅存在消费能力及潜力合理有序释放的问题,也存在生产、流通创新转型滞后的问题,更面临诸多体制机制的困扰问题。因此,加快推动消费驱动增长格局的形成,需要合理把握推进的思路与策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王微在日前举行的“分享经济与消费力模式创新论坛”上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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