始于2020年的最近一次世界经济危机呈现出各国经济普遍下行的特点。中国比其他国家更早采取抗疫隔离措施,其经济运行条件在2020年发生改变,供给和需求双双出现短暂休克。即便如此,中国仍是世界上为数不多保持正增长的经济体之一。
在缅甸具有地缘战略利益的国家对该国 2021年2月1日的军事政变及其后果做出了不同的反应。鉴于缅甸外部参与者的地缘战略利益不同,这些参与者不太可能共同努力推动该国作出改变。因此,持续的变化必须来自缅甸国内。
为解决疫情、气候变化、物种灭绝等紧迫全球问题,尽管在贸易和技术领域仍存在竞争,美国、欧盟和中国之间必须重新建立工作关系。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和美国需要就竞争范围达成一致,不去踩红线,为制定疫情后经济可行框架争取时间。
在美国,几乎所有人都认同,在因自己或家人严重生病或孩子出生而中断工作期间,工人应该有获得替代工资的机会。然而,从目前有限的私人供给和少数州的规定来看,获得这类保障的机会不均匀、也不公平。考虑到带薪假对家庭健康和福祉的正外部性,特别是带薪育婴假,人们强烈主张,政府应进行协调,以纠正带薪假不足的现象。
自新冠肺炎疫情开始以来,美国新的企业申请激增。这主要是由在线零售、运输和个人服务领域的初创公司推动的。在这些新企业家中,有许多人是个体经营者,他们可能是在下岗后被迫创业的。在疫情期间,企业诞生数量可能已经超过企业倒闭数量。
东南亚是全球数字经济发展的热点地区之一。东盟国家数字经济蓬勃发展,预计未来十年将为地区GDP贡献1万亿美元。多年来,东盟各国注重在政策制定和战略规划方面发力,先后制定了2025东盟经济共同体蓝图、东盟数字融合框架、东盟电子商务协议等,旨在发展东盟各国的数字经济,提升其在全球数字经济中的竞争力。
我们注意到,美国和中国正在许多可以说相互关联的重要问题上针锋相对。但是,目前对数千种不同商品加征的关税正在让美国消费者为不必要的价格上涨付出数十亿美元。延长这些关税符合什么目的?为什么不停止惩罚我们自己,终止特朗普失败的倡议,回到公认的国际行为准则上来?
目前欧盟对俄罗斯的制裁不会压垮俄经济,但是如果扩大到禁止俄欧能源贸易,则无疑是一次大地震。禁止能源贸易可能会给俄罗斯带来一场经济危机。但俄欧能源合作的相互依存度极高,且俄罗斯综合国力较强,有着较强的耐受力,不会被制裁压垮。
美国情报机构需要确定自己需求,发挥自己优势,调整队伍,以更好服务于自己的使命。需要与盟友和对手建立更深层次合作,与私营部门发展新的关系,并以全新的心态应对气候变化,以寻找和发现别人忽略的东西。
国家力量依赖于全球高效且相互交织的供应链。这些高度互联的供应链已成为生活中无法避免的事实,带来了利益和脆弱性。供应链脆弱性遍及美国经济的各个部门,从这个意义上讲这是一个国家安全问题:如果供应链中断,则会直接影响美国及其盟国的健康和福祉等一系列利益。
近期,肯尼亚启动了该国的新兴大型基础设施项目——拉穆港。该港位于拉穆,即肯尼亚蒙巴萨北部群岛。拉穆港被视为肯尼亚政府2030年愿景发展计划的基石,被称为“改变规则”的项目。该港1-3号泊位由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中国交建)承建,耗资3.67亿美元。一旦建成,拉穆港将成为继蒙巴萨港之后肯尼亚的第二个深水港。
到2022年,印度有望成为世界第六大服装市场。纺织和服装部门需要大量不可再生资源投入,会给社会和环境带来压力。印度正规的二手服装市场仍处于消费者接受的早期阶段,有机会推动新的循环商业模式,如转售。调查显示,重复使用的商业模式可以为利益相关者提供一个机会。
过去数十年中,中国城市化无与伦比的发展速度十分引人注目。人口结构成功从以农村人口占绝大多数向以城市人口为主过渡。这一壮举令人震惊,因为在1970年代前,中国的政策与许多发展中国家的传统反城市心态一样,对城市化有着偏见。
尽管美国、英国等西方国家的领导人反对2月1日爆发的缅甸政变,但他们对缅甸的影响十分有限。东盟与包括军队在内的缅甸领导层有25年的交往历史。显然,东盟能够在塑造国际对这场政变的反应上发挥更大作用。
对于东南亚而言,中美间技术脱钩不是一个受欢迎的情况。如果东南亚支持西方国家限制对华技术出口的活动,则将与该地区依赖中国贸易和投资的现状冲突。在美国没有提供有意义的替代方案时,东南亚国家不太可能放弃它们与中国间的现有合作。
在塑造亚洲数字化未来竞争中,美国和其他地区民主国家面临着失地风险。中国正在快速发展该地区5G基础设施,并在印太国家更广泛数字生态系统中发挥越来越广泛作用。华盛顿必须认识到,数字发展中许多问题仍然模棱两可,必须制定政策以应对该领域复杂性。
印度国内经济存在区域差距,应通过针对欠发达地区基于地点的政策加以解决。印度拥有不同经济体,在就业和工资方面存在持久差异。过去30年来,印度贫困人口实现历史性减少,区域公平可以进一步巩固该成果。基于地点的政策在改善印度最贫穷社区财富的更大战略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如果拜登认真寻求在5G移动网络和其他新技术上赢得与中国的竞争,那么他需要的不仅是美国传统盟友的支持,还需要更多支持,他需要在西欧和东亚的传统伙伴之外找到新朋友。美国还需要向中国的全球技术扩张学习,并与非洲、拉丁美洲和亚洲的发展中国家更紧密地合作。
“要从关注人口总量,转到关注人力资源总量,这是长期经济发展的基础。政府与市场要同向发力,推进与人力资源结构相适应的经济发展模式。”在6日举办的第41届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论坛上,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院长李稻葵表示。
作为一个后来者,中国必将给国际标准制定的全球治理带来改变。然而,应该进行更多研究,以确定这些变化有多“新”,以及中国在多大程度上融入现有世界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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