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最初的雄心是建立密切外交政策和防务关系,但欧盟政治和英国脱欧后谈判不利于在该领域达成全面协议。外交政策和国防不太可能单独回到议程的前列。与贸易或渔业不同,公民不会直接感受到这一领域的有限合作。
新冠危机也使中法双边关系变得紧张。可以肯定的是,欧盟已显示出在2020年与中国对抗的更大决心,采取了多项具体措施,如针对非欧盟行为体金融收购的新指导方针和临时规则,或关于外国补贴的白皮书。法国可能会继续推动欧洲在中国问题上采取协调一致方法。
近年来,美国政府采取各种措施,限制中国获得半导体技术,同时提高美国引领芯片设计和生产的能力。围绕半导体的技术竞争也不仅发生在中美之间。作者指出,技术竞争以及由此产生的脱钩趋势不仅会对中国造成破坏性的经济后果,也会对那些努力摆脱对中国企业依赖的国家造成损害。
在2020年美国大选之后,欧盟委员会发起一项和平使命,似乎是想重新设定跨大西洋经济关系。它提议成立贸易和技术理事会,以便双方能处理引发分歧的一些关键问题。它还宣布,将在2021年2月份公布一项改革WTO的提案。在这份文件中,许多内容都会是美国官员乐意听到的。
零和的方式不仅会损害中国的利益,也会损害美国的利益。贸易战已经损害了美国的经济并将美中关系复杂化,同时也毫无疑问地正在恶化这场新冠疫情。如果拜登真想对北京采取新的政策,那么眼前的任务不是“极其激烈的竞争”。美国对华应该以诚恳但务实的外交政策为中心。
拜登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寻求联合美国盟友,共同针对中国,但随着中国的影响力增长,美欧团结将是困难的。
德国慕尼黑经济研究所所长克莱门斯·菲斯特警告欧洲人不要参与美国政府的对华孤立政策。他说:“如果欧洲和美国试图在经济上孤立中国,将会给有关各方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
拜登政府应该吸取50年来美国对华政策的核心教训:现实地关注保护美国利益所必需的地缘政治目标是最有效的,而实施政治工程以推广美国价值观的努力则是最糟糕的。
本文旨在根据气候科学,为公司和金融机构提供气候相关物理风险共识,为确定公众可获得指导意见中差距,以评估这些风险,并提出有助于更好进行风险评估,进而进行风险管理的潜在资源。
未来数十年,中国的排放路径可能是决定《巴黎协定》中气候目标能否实现的最大因素。这是由于中国经济规模在不断增长,其碳强度取决于对煤炭的依赖程度。
国家自主贡献(NDCs)是各国实践《巴黎协定》目标的主要工具,即各国衡量自身能力与经济发展状况,制定合理的减碳目标,以确保人类能达成《巴黎协定》的总目标。本报告分析了2020年更新的国家自主贡献(截至2020年10月提交的16份国家自主贡献书)如何讨论气候相关安全风险,并将其与2015年进行了比较。
解决环境正义问题是拜登和哈里斯政府的首要任务。在美国新总统拜登就职一周后,他在白宫将1月27日定为“气候日”,并签署多项行政命令,其中一项旨在“确保环境正义和刺激经济机会”。
美洲开发银行新任行长毛里西奥·克拉弗-卡罗内提出该行需要增资,该提议可能会在不久的将来被提上日程,或许最早会在2021年3月的年会上。作者认为,增资方案必须成为探讨未来十年该组织在拉美和加勒比地区总体愿景和战略作用的一部分。依照股东在增资时可能批准的政策变化,该组织的战略重点可能会发生变化。
对于英国政府来说,2021年1月意味着“全球英国”实施阶段终于开始。摆脱欧盟成员国身份之后,英国可以继续与澳大利亚、新西兰和美国签订新的自由贸易协定,可以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并实施自由港,其中,降低关税是英国总体优先事项。
通过退出RCEP,印度就失去了成为巨型贸易协定一部分的机会,而RCEP很有可能在未来塑造区域贸易格局和经济一体化。对于RCEP来说,缺乏印度的区域一体化是不完整的。由于印度是唯一加入《南亚自由贸易协定》(SAFTA)并与东盟间有自贸协定的国家,印度能够成为南亚地区其他RCEP成员国的门户。
本文探讨了后疫情时代中的地缘政治秩序,以及环孟加拉湾多领域经济技术合作倡议(BIMSTEC)在满足成员国最紧迫需求方面面临的挑战。
RCEP的成功签署意义深远,表明许多国家继续支持贸易自由化。它的作用是简化亚太地区企业迫切希望解决的贸易官僚主义,并促进该地区的商品和服务贸易。
尽管新冠肺炎疫情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但土耳其2001年危机后实施的结构性改革使银行体系得以稳固发展。土耳其在疫情期间采取的宽松政策措施确实产生了副作用,带来了一些脆弱性,例如经济美元化,中央银行储备减少以及信贷过度增长。尽管如此,2020年11月转向传统政策是朝着正确方向迈出的一步。
拜登政府和美国国会在制定有效的2022财年国防预算方面面临重大挑战。本文侧重于国防预算的结构和内容进行根本性改革的必要性,强制性民事支出和抗疫救助措施成本上升带来的挑战,以及编制详尽的国家安全预算的必要性。
1月20日,乔·拜登宣誓就任美国新一届总统,表示将“修复盟友关系,投身国际事务,在和平、进步、安保领域力争成为强有力、值得信赖的伙伴”。这是与特朗普“美国第一”主张的一次诀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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