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扭转局面：2019年的中国和欧盟

过去经常有人说，中国喜欢对欧盟实施分而治之的策略。但在这个复杂的新时期，情况可能第一次发生了逆转，现在在与欧洲的关系上，中国正被欧洲分而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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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建“一带一路”助推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

近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研究部原部长、研究员赵晋平回顾了五年多以来，共建“一带一路”对提升我国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水平所作出的贡献，并对进一步推动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提出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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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医保”支持者必须回答的问题

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伯尼·桑德斯已正式公布他的最新版政府医保计划。今年，他的“全民医保”（Medicare for All）法案得到至少五名总统候选人的共同支持。还有几位杰出的民主党人也表达了对这一概念的支持。民调显示，选民可能会接受此法案。更重要的是，美国确实需要医疗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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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和东南亚：从外交转向单边主义

欧盟与东盟之间的关系仍举步不前。在今年努力重启谈判后，东盟单方面和无限期地推迟了与欧盟各地区建立“战略伙伴关系”。作者认为，2019年，影响欧盟与东盟关系动态的因素没有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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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创新难题

要成为数字市场的全球领导者，中国需要放宽对互联网的严格控制，改善数据和电子商务政策并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国际竞争肯定会给中国的数字企业带来风险，但也可能带来新的机会，充分释放该国的数字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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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中美战略竞争：欧盟如何选择？

本文分析了以美国为首的对华贸易战的影响及其对中国、美国和欧盟的直接后果，研究了面对中美战略竞争，欧盟的选择。欧盟最后一个选择是将重心转移到中国，或者至少在中美之间保持中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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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元区当前的低通胀水平不足以令人担忧

欧元区通胀率接近1%而非2%这一事实并不理想，但这只是一个小小的不便，大多数人甚至都没有注意到，也没有阻碍失业率的持续下降。欧洲央行不需要全力以赴发明更多工具来将通胀率提高几个百分点。欧洲央行对此无需担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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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向亚洲“倾斜”及其对印度的影响

俄罗斯一直积极参与欧洲政治，俄罗斯政治精英传统上也将该国视为一个欧洲国家。然而，在俄罗斯尝试与跨大西洋经济和政治体系相结合之后，一部分政治精英开始支持该国加强对亚洲事务的参与。本文讨论了俄罗斯向亚洲“倾斜”的本质及其对印度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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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量印度东海岸主要港口的抗灾能力

孟加拉湾是许多主要港口的所在地，这些港口是印度东海岸经济和人口赖以发展和生存的生命线。然而，它们极易遭极端天气事件影响。本文研究了孟加拉湾三个港口的灾难恢复能力：印度西孟加拉邦加尔各答港、安得拉邦的维沙卡帕特南港和泰米尔纳德邦的钦奈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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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技术与新兴职业：亚洲证据

本文研究了技术是如何通过创造新型工作来影响亚洲的劳动力市场的问题，并研究了劳动者特征对个人获得新兴职业的机会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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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获意大利支持，收获巨大成功

3月，中意两国领导人签署了一份非约束性谅解备忘录，这份备忘录很有可能会让意大利成为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一员。意大利是七国集团成员，在欧盟有着重要的经济影响力，中意两国签署备忘录有着巨大的政治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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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境数据流：讨论与对策

本文回顾了国际组织与近期自由贸易协定中对跨境数据流的讨论，并对美国、欧盟、中国和韩国的数据保护法规进行了比较分析。此外，本文还研究了跨境数据流与国内数据保护法规之间的关系，并量化了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条例》的福利影响和数据本地化对全球经济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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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盟服务贸易规则分析及其启示

本文试图通过统计和实证分析、实地研究等多种方法分析东盟服务贸易现状和服务贸易规则的限制性。目前，韩国政府正力推“新南方政策”，希望借此使韩国的贸易伙伴多元化并降低该国在中美贸易冲突中的风险。本文还旨在为韩国-东盟之间的服务业合作提供政策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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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崛起对韩国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及启示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中国的崛起，韩国对中国的出口以及从中国的进口都大幅增加。受此影响，韩国制造业工作岗位的很大一部分都消失了，但同时也创造了相应数量的制造业工作岗位。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韩国制造业就业从21世纪前十年开始的反弹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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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30年全球趋势——欧洲面临的挑战和选择

在这个瞬息万变的世界里，欧洲将扮演什么角色？欧盟如何确保自己不会成为夹在美国和中国之间的中间力量？欧洲如何才能在2030年将命运掌握在自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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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西亚第14届大选后的中马经济关系

要了解中国与马来西亚的关系现状，应看政府行动，而非其言辞。近期的行动表明，联盟政府希望加深与中国的经济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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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德勤全球人力资本趋势调研报告：社会企业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仅19%的领先企业表示已做好相应准备

随着科技、经济和社会的快速变革，企业必须超越使命宣言和社会影响力项目，推进以人为本的商业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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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F的生存与全球经济合作

IMF约1.4万亿美元的财政资源总额预计在2020年将开始缩减。考虑到美国在IMF的投票权，配额变动必须经美国同意。然而，特朗普政府已表示，不赞成这样的改变。不过，作者认为美国仍可能改变立场，作者还就其他成员应如何敦促美国改变立场给出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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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科技公司应该拆分还是开放？

作者认为，在当今主导工具是虚拟的而非实体的世界中，对占主导地位的公司进行实体拆分，可能并非引入竞争的唯一途径。把数字公司分解成较小的复制品或许会缩减它们的规模，但每个新公司仍将拥有能让母公司进行反竞争活动的虚拟资产：有关你我信息的数据库。而开放这些数字信息，才能促进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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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管如何重塑数字公司

数字治理政策本身应该在两个关键方面重新聚焦：需要从国家立法转向构建国际协调，需要找到将公共利益问责制嵌入供应链和全球市场的方法。按照目前的情况，全球政策图景并不是为数字空间的活力或数据治理所需的细微差别而设计的。因此，大多数关于公共数据治理的决策都是由主权国家在法规或双边条约中做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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