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世界银行的划分,中国现已迈入中高收入国家行列。回顾中国的经济发展历史,开放政策对拉动经济增长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没有市场化的对外开放政策,中国就不会有过去三十年来引人注目的经济表现。
地方行动的激增为中美在气候和清洁能源方面的合作创造了诸多机遇。2019年9月,加利福尼亚将举办一场重大气候峰会,以映衬地方行动。中国可以借此机会展示其在气候变化领域的持续领导力,并鼓励美国提高对气候变化的热忱。虽然近期存在诸多政治挑战,但两国仍有可能进行更深入的合作,这有助于提升全球气候变化目标。
发达国家的利己主义影响对外援助政策、贸易协定及气候融资,但从利己角度着眼于发展并没有引领一个理性的利己主义时代。相反,富裕国家以自身利益出发不成比例的促进着发展。这可能导致目标国家受到发展援助,但非目标国家进一步落后,且差距不断扩大。
作为一个处于中东动荡中易受攻击的小国,卡塔尔面临着一系列挑战。其中最主要的挑战是大邻国构成的地缘政治威胁、地区不稳定的多米诺骨牌效应、激进势力的抬头以及全球恐怖主义的蔓延。
“一带一路”强调共商共建共享原则,试图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欢迎有志于此的国家积极参与,携手共建广泛的利益共同体。对日本而言,“一带一路”所蕴含的意义和机遇远远超出日本政要所能想到的。形势逼人,形势不等人。认清世界发展的趋势,把握百年难得的机遇,或许才是日本领导人该考虑的。
英国零售电力市场的组成近年来发生了巨大变化。“六大”供应商——一般是占统治地位的市场力量——现在与大约60家供应商共享市场,仅在去年一年其合计市场份额就下降了4%。 此外,从2016年第三季度到2017年第三季度,更换电力供应商的消费者数量增加了33%。
美国户外用品连锁店和巴塔哥尼亚公司因反消费主义营销活动而广为人知,近期的假日季也不例外。巴塔哥尼亚2011年黑色星期五的广告为“不要买这件夹克”。本文作者指出,这些活动有利于企业的可持续发展。企业须向美国户外用品连锁店和巴塔哥尼亚公司学习,探索能用少量产品满足消费者需求的商业模型。
美国一直排斥“两国解决方案”,为建立巴勒斯坦国制造困难。特朗普的演讲再次暴露了美国作为巴以问题调停者的偏袒性。同时,也体现出法塔赫领导的巴勒斯坦政权出现政治破产。
自全球金融危机以来,澳大利亚的人均GDP增长缓慢。同时,与其它发达国家相比,澳大利亚的表现平平。经济表现糟糕的一个可能原因是该国质量不佳的法规不断扩散。
中国可能会出现一段痛苦的调整时期,但不会崩溃。随着资本深化和向科技前沿迈进,中国应该能够在近年保持6-7%的增速。在某个阶段(十年后或更久),中国或将遭遇同日本与韩国类似的增长限制因素,但不是现在。
2017年圣诞节前夕英国国防部发布了防御产业政策文件。文件的不足之处在于,虽然文件中提到了确保操作优势和行动自由,但没有解决国防部购买广泛商品和服务的问题。总体而言,该文件没有对政府决策提供重要约束。
政治困难和对经济前景的担忧掀起了取消英国脱欧决策的呼声。如果英国决定重新考虑英国退欧问题,长期的观点以及新的加入进程可能呈现更具前景的发展道路。
按照欧盟当前应对银行问题的各种框架和机制,对银行问题的处理只有在国家破产程序下的清算程序无法得到保障时才会启动。特别是当银行为经济提供关键功能,或银行清算可能威胁金融稳定的情况下,尤为如此。
如一句古老的谚语所云:“事成都来居功,事败无人关怀”。这用来描述2008-09年的大萧条非常准确:危机过后,决策、金融或学术领域无人站出来为这场过去七十年间最严重的全球经济挫折承担责任。同样,任何人都不大可能因当前全球市场大幅下跌而居功。本文作者预测,人们很有可能濒临另一场全球金融危机。
随着气候变化的不断加剧,规模空前的飓风、洪水和干旱这些气候灾害将会成为家常便饭。城市规划者、企业高管等决策者正在努力适应协调这种情况。获取全面的数据是决策者应对气候问题的第一步。
近期约旦和以色列政府关系恶化,达到了1994年签署和平条约以来的最低点。两国召回各自的大使,相互指责,并搁置了互惠性的贸易、水资源和投资项目。在越发具有冲突性的中东地区释放出令人担忧的区域外交中断的信号。当前外交危机的后果之一是名为红海和死海运河(RSDSC)的区域水资源共享项目受到影响。
柬埔寨、中国(特别是云南和广西)、老挝等六个大湄公河次区域国家都在强化对自然资源和生态系统服务的管理。技术是其中的关键,人工智能、大数据、机器学习等新兴技术可帮助确保大湄公河次区域未来的“绿色”增长,实现环境和经济的双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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