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8日,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在底特律就经济政策发表新一轮讲话。特朗普称美国贸易逆差有一半来自中国,且中国对知识产权的窃取让美国失去了数百万计的就业机会。他还指责中国有非法输出补贴及违规操纵汇率的不当行为。
自2009年二十国集团(G20)匹兹堡峰会将G20确定为世界主要经济体的“国际经济合作的主要论坛”以来,G20在全球经济治理领域取得了诸多成就。尽管如此,受七国集团(G7)阻挠等因素影响,G20在治理内容、合法性及应对全球化危机方面仍面临诸多问题。作为2016年G20杭州峰会主席国,中国应积极推动G20转型发展。
全球治理不是全球统治,不是一个简单的世界秩序,不是从上至下、权威的等级结构。它是与治理相关的行为、准则、机制的集合,包括正式的、非正式的,存在于世界不同层次。全球治理内涵丰富,其组成部分包括国际准则或国际法、标准和软法律等。
应加快政府数据的开放共享、建立统一的社会信用支撑体系、强化知识产权战略、加强智力资源体系建设,为以信息化促进中国经济转型升级营造有利环境。
中国和东盟国家在外长会议期间达成的务实性声明中,并未提及中菲南海“仲裁”的相关字眼。但是近期,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却再次呼吁有关国家尊重“仲裁”结果。
美国大选出现有趣的变化。由于特朗普不改他大嘴巴的毛病,他最新的胡言乱语是贬低美国的伊斯兰军属。此举终于让民主党抓住机会,朝着他猛烈攻击。希拉里暂时摆脱了“邮件门”丑闻的颓势,在各州的民意支持大幅超过特朗普。
人民币对一篮子货币有贬有涨。去年“8·11”新汇改后的人民币对美元等主要货币的贬值,属于市场化下的正常回落。对英镑升值,则是基于英国脱欧这一突发因素的市场应急反应。至于今年8月11日新汇改周年纪念日当天人民币对美元升值,则是美元加息预期不强的市场回馈。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近期在报告中指出,主管部门应直接调高工资以实现物价上涨,从而抗击通货紧缩,拯救经济。与此同时,日本央行采用了负利率政策、量化宽松,并反复确保能够实现2%的通胀目标。亚洲其它国家的决策者们应如何反应呢?
为了抑制经济竞争,美国决策制定者应寻找方法参与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中国主导的经济举措,并适应中国在美国主导倡议上的合作,比如通过改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投票权份额来更好地反映中国的经济实力。
尽管存在障碍,该计划大部分内容的实施准备工作似乎已经取得重要进展。一个重要考验将是2016年下半年的进展,2016年下半年预算将分配给地方政府,计划也将启动。
工业化进程中的亚洲正奋力建设稳定的经济体,而这些经济体正由许多具有竞争力的初创企业和高科技中小企业所支撑。这些企业通过创新的想法踏入新市场,促进新业态的发展。然而,这些初创企业和中小企业面临着严酷的商业环境,他们缺乏经济规模、融资、市场和研发优势,却必须在公开市场进行竞争。
采取非关税措施较多的国家并不一定更为保守,其贸易量也未必低于其他国家。为了提升贸易环境并使非关税措施发挥正面作用,东盟应废除“贸易谈判”的方式,努力加强区域透明度,加强在合格评估流程方面的合作,并加深一体化程度,消除因政治摩擦、错误规划或特殊利益而设立的非关税措施。
英国成为一个独立自治的全球贸易国的愿望是能够实现的,但欧洲经济区(EEA)仍是英国发展的一个关键阶段。英国能够成功退欧,但这样做的首要目标是保证其经济安全和低风险性。这样,英国才能“软着陆”并有发展的坚实平台。
突尼斯常被说成是2011年阿拉伯动乱后唯一的成功案例。在8月第一周,世界见证突尼斯民主进程的推进:总理哈比卜-埃西德下台,总统埃塞卜西任命地方事务部长优素福-沙赫德出任新总理。外界将会基于新总理30天内组建的新政府及其提交给议会的计划对其做出评价。
激进穆斯林之间的竞争,是一种向激进主义的竞争,谁激进,谁更接近“真主”。穆斯林激进主义已经深刻危害到包括中国在内的几乎所有国家,包括穆斯林国家本身。
本文分析了巴黎气候协定关于石油行业达成的国际气候行动将产生的影响,并得出以下主要结论:需要可信的政策来给那些碳基燃料消费者和生产者传递强有力的信号,促使他们修改投资计划以适应低碳经济。如果没有可信赖的政策,石油天然气公司可能会因要满足不可持续的需求而面临投资风险。
澳大利亚游泳选手霍顿称孙杨为“服药的骗子”在里约奥运会引发舆论热议。中国游泳协会向澳大利亚游泳协会发送抗议邮件,要求霍顿向孙杨道歉,结果不仅霍顿没有道歉,澳大利亚游泳协会还公开对他表示支持,称“霍顿有权表达自己的观点”。从个人到集体,风波越闹越大。更有美国媒体分析,即使没有泳池边的这场口水战,中澳关系近几周也在经历不断恶化的趋势。
能源匮乏问题仍是印度的一大挑战,该国尚有数以百万计的民众未连接电网,印度的发展议程则寻求消除这一情况。印度历届政府均宣称核电是印度能源危机的解决方案,但实际表现却让人不敢恭维。印度放弃加入核供应国集团及其同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的协议导致其在过去十年中突破有限。
澳大利亚可以积极寻求对国际经济事件的影响力,也可以扮演消极角色。作为依赖国际市场的开放经济体,第一个选择明显是正确的。这一选择不仅意味着促进出口和投资,还意味着澳大利亚要投身到国际经济事务中,努力影响其他国家的政策制定和国际机构的表现,最终推动实现稳定、开放和增长的全球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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