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期间,欧洲因开放经济而受益匪浅,从世界其他地方获得了商品和服务。矛盾的是,欧洲一些政客认为对外国供应的依赖降低了自身经济的弹性,认为欧洲现在应该摆脱对其他经济体的依赖。本文认为,自给自足或经济开放程度较低是一个危险的政策方向。这将令欧洲的抵御力减弱,无力应对下一次紧急情况。
虽然阿联酋离开欧佩克的可能性似乎不大,但它将遵循自己的国家利益。如果它认为集体削减产能是在阻碍,而不是推进其目标,那么阿联酋准备退出欧佩克并非不可想象。目前看来,欧佩克更有可能达成妥协,让阿联酋留在组织内。
认识欧洲的不平等问题主要有两个视角,一是不平等问题在欧洲的观念及其政治和社会实践。二是将不平等问题作为一个观察欧洲变化的视角,包括政治和政策变化。
当北京与华盛顿在南海等问题上发生冲突之际,东南亚国家保持了一种审慎的中立态度,但专家称已经发生某种程度的结盟。随着中美出现利益分歧,不正式选边站队的机会窗口正在缩小。
在拜登任期内,中美地缘政治对抗可能呈现“休战”状态,主要原因与拜登政府在国内受到的政治压力有关。重视中国市场的信息技术和金融等领域的美国企业,以及民主党左翼人士都在对拜登政府施压,令其促进中美友好关系。另一方面,拜登或将重拾干预主义外交政策、令美俄关系持续恶化,这可能使中国的地缘政治地位得到加强。
随着消费开支增长超过预期,今年第一季度中国经济强劲增长,助其与美国一道成为2021年全球复苏的双引擎。
拜登政府表示没有准备好取消对进口自中国商品的关税,同时对与北京的贸易谈判持开放态度。俄专家认为,拜登政府此举是希望保留向中国经济施压的工具,但美国无法阻挡中国发展。
本文重点研究了地方政府在促进基础设施投资以及将危机中突出的问题转变为可持续复苏和社会包容的机会方面可以发挥的作用。本文着重分析了如何改善政策环境以及地方层面可用的金融工具范围。地方政府的挑战比国家层面的挑战要大,因为地方政府的财政能力通常有限,吸引私人投资者的难度也更大。
任何把美国的盟友召集起来联手对抗中国——并将其他一切边缘化——的企图都可能制造更多问题,而不是好处。
美国的外交政策长期以来一直依赖制裁,尽管制裁的效果并不确定,而且会产生意想不到的后果。中国最近与伊朗签署的长达25年的经济和安全协议再清楚不过地表明了这一点。在伊朗,美国不断加强的制裁让中国成为该国过去10年里最重要的商业伙伴。
美国国防部已经从创新的生产者变成消费者。考虑到咄咄逼人的竞争对手和美国过去20年的政策失误,美国需要新方式将创新与国家安全联系起来。从本质上讲,美国在国家安全研究上投入不够,而国防部采购流程是为主要武器系统采购而设计的,是创新的障碍。
当像新冠肺炎疫情这样的卫生危机出现时,对经济、社会和卫生系统的冲击可能会对妇女和女童产生不同影响,对各个层面福祉产生性别影响。本文是记录疫情对性别影响系列文章的一部分,重点是赋予女性经济权力。
缅甸政变对东盟的中心地位构成了严峻挑战。尤其重要的是,如果缅甸军政府代表出席会议,美国总统拜登和他的政府可能会承受巨大的国内压力,从而避开东盟的各种峰会。如果长期的内部冲突使缅甸陷入失效状态,美国、印度等国就会通过“代理人”进行争斗,而难民则将蜂拥而至邻国避难,那就更糟了。
尽管存储容量限制和高成本一直是扩大电池使用量的主要障碍,但近年来的技术进步以及可再生能源和电池容量的成本降低带来了可观的新潜力。一个重要突破是大型电站级电池储能系统,该系统可以在商业基础上存储来自可再生能源发电机的大量能量。
本简报给出了放弃对新冠疫苗知识产权保护的理由,并指出了存在的特殊情况。它认为,《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提供的灵活性不足以应对当前的大流行病,特别是对于那些在制药领域缺乏制造能力的国家而言。
尽管中欧投资协定的目的是改善中欧关系,但随着欧盟试图在价值观与经济利益之间取得平衡,欧盟批准该协议的过程最终将导致与中国的关系进一步紧张,并创造新的贸易壁垒。从这个角度来看,宣布中欧投资协定对中国而言是胜利还为时过早。
中国在实现卫生可持续发展目标方面面临着五大挑战,即肝炎、结核病、非传染性疾病(NCD)、医疗自付费用和老龄化。其中,非传染性疾病是中国最大的健康威胁,中国年度死者(998万人)中的89%与这类疾病有关。中国主要的非传染性疾病是心血管疾病、癌症、慢性呼吸道疾病和糖尿病。
东南亚处于21世纪两大地缘政治挑战的中心:气候变化和中国崛起。随着该地区精英阶层越来越关注气候变化和环境恶化,以及中美之间竞争加剧的影响,华盛顿有机会加强与东南亚接触,推进其更广泛地缘政治目标。
中美两国需要走到一起,为可持续、和平世界制定一个共同愿景。事实上,随着两国关系在许多领域恶化,转变两国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两国在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上合作——这一挑战之大,足以超越所有其他分歧。除应对气候变化,两国另一个共同追求应该是太空探索。
显然,气候议程已经成为国际政治的一个主要焦点,会对俄罗斯产生重大影响。但不太清楚的是,这个问题会如何嵌入俄罗斯国内的政治格局。俄罗斯各政党和政治家是如何界定气候变化的?俄罗斯公众是否有应对气候变化的政治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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