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在这40年里经历的相对和平与繁荣和美中关系的平稳发展是分不开的。 但在美国从“合作竞争”转变为与中国对抗之前，我们应该扪心自问，想一些棘手的问题。
美国推进与东南亚关系的最大国内制约因素可能是华盛顿在应对中国崛起方面的强烈共识。拜登公开强调，需要从阿富汗撤军集结力量应对中国。不幸的是，对于美国在东南亚的政策而言，这种强硬的对华政策对于偏向中国或者在中美之间左右摇摆的东南亚政府来说是一种诅咒。
美国没有永远的盟友——只有永远的利益。盟友不断变化，但美国的国家利益（即全球霸权）仍然至高无上。所有关系都是交易——盟友的价值完全在于它们带来的地缘政治利益。如今，美国将印度视作一个有三重主要用途的国家：防范中国的重要手段；美国武器的重要市场；美国消费品的重要市场、利润来源和外包中心。
莫里森政府正毫无必要地挑衅中国，肆无忌惮地引领澳大利亚走入战略死胡同。中国最主要的问题在于，它现在成为可以与美国比肩的强国，甚至有可能比美国还要强大得多——这对抱持美国必胜信念的人来说是不可饶恕的罪过。
对于包括欧盟在内的全球大多数经济体而言，印太地区至关重要。该地区的紧张局势日益加剧，包括地缘政治对抗、领土和领海争议等。为应对这一新环境并实现战略自主，欧盟理事会推出了欧盟“印太合作战略”。这是改善欧盟在印太地区存在感的第一步，为联合应对出现的挑战打开了大门。
拜登政府之所以要推动美军从阿富汗撤离，主要是想终结陷入泥沼的反恐战争，将美国的军事实力转向应对中国。此次阿富汗的陷落将会给以联合盟国及友好国家为轴线的美国对华战略投下阴影。
从特朗普政府早期开始，华盛顿对中国的态度变得越来越消极。这种消极态度在很大程度上延续到了拜登政府。其中，美国国会就像是“压舱石”，在维持美国对华持续强硬上发挥着重要作用。
澳中关系似乎陷入了精心策划的螺旋式下滑。仅在过去一年，两国都向世界贸易组织提起了针对对方的诉讼，两国高层外交仍被冻结。中国对澳大利亚重要出口商品加征关税，与此同时，喜欢谈论时政的闲聊阶层激起了人们对可能爆发一场地区战争的担忧。而他们的这种做法毫无助益。
在对中国及其是道德上的威胁还是仅仅是强劲的竞争对手上寻求确定性的过程中，美国的共识现在声称已经对中国进行审视，这是毫无疑问的。如果是的话就更好了。西方的思维可能是创造某种并不真正存在的东西。
拜登出任总统后，全世界都期盼新一届美国政府实行完全不同于前任政府的对华政策。但令人失望的是，拜登保留了前任对华政策的大部分内容，虽然有一定可预见性，但也更冷酷。在美国国内，抨击中国几乎成了“政治正确”，也是两党共识。
与中国展开大国竞争的目标，是进行“可控的战略竞争”，这要求美国及其盟友避免把中国妖魔化。
美国希望看到东盟起来反抗中国，但在中国日益上升的实力赫然显现的背景下，美国任何批评中国的表态都会因为现有的观点分歧和威胁认知而受到怀疑。
21世纪的全球领袖地位并不意味着要把自己的地缘政治竞争对手逼入绝境，更不能公然或间接地为阴谋论推波助澜。相反，领袖地位意味着共情，并能向自己的伙伴和竞争对手学习。
与特朗普时期不同的是，拜登政府官员没有直接诋毁中国共产党，反而寻求与中国官员沟通。然而，这并不一定意味着拜登政府对抗中国或与中国竞争的政治意愿减弱。
“中国威胁”正在以某些方式被夸大，这对美国外交政策战略来说适得其反，并会以危险的方式扭曲国内政治。
美国的对华关系不能简单地归结为竞争，还需要更多内涵。美方需要清晰明确地向中方传递一种信息，即美方期待的美中关系不仅仅是竞争关系。
过去四年来，美国的对华政策对美国普通百姓、对美中关系而言是一场灾难。它往往基于谬见而非事实。
这些天来，主张西方同中国进行经济交流、以此促成政治变革的“以贸易促转变”口号在现实面前再度碰得粉碎。中国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6个月，中国西部的新疆对欧盟的出口同比增长131%。
中美两国抗疫结果相差如此之大，成为美国政界和专家界议论纷纷的话题。然而，这一切的核心在于，美国害怕失去世界主导地位，担心中国实力不断壮大。美国在奥巴马总统任内就采取了遏制中国的战略；在特朗普政府期间，这一战略愈加变本加厉。美国精英根本无法接受中国的抗疫成就和美国的彻底失败，他们需要为此找借口。
近年来，欧盟对华政策主要着眼于经济因素和少数成员国的利益。然而，内外部政治紧张局势以及中国作为经济竞争对手的崛起，促使欧盟重新评估其对该国的态度。中美之间的竞争使欧盟与两国的关系进一步复杂化。尽管拜登政府表示热衷于与盟友共同“对抗”中国，但欧盟对此表现出的意愿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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