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地时间9月26日，德国举行了联邦议会选举。引人关注的是，这次选举的结果以一种奇异的方式呈现：选前都认为谁能笑到最后难以预测，但结果却并不出人意料。左翼的社民党以后来者居上的方式，赢了主要对手联盟党不到2个百分点，从而得到了与获选进入议会的绿党和自民党谈判组阁的优先权。
美中关系恶化到了四十年来最危险和最难以驾驭的程度，尽管这看起来很反常，但我仍然认为，拜登政府远不像前任政府那样沉迷于中国“威胁”。不过，它认为对中国“示弱”绝对没有任何政治好处。
正如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所说的那样，与中国展开大国竞争的目标不是彻底战胜一种生存威胁，而是“可控的战略竞争”。这将要求美国及其盟友避免把中国妖魔化。相反，他们应该将这种关系视为“合作对抗”，需要同时对描述的双方给予同等关注。
总的来说，哈里斯访问东南亚标志着拜登政府采取了一次及时的安抚策略，它决心组建一个“志同道合”的国家联盟，以遏制中国在印度洋－太平洋地区日益增强的影响力。
中欧关系本来应该比预想的更好，但遗憾的是，双方关系陷入了僵冷期，短期内回暖的可能性不大。
全球在这40年里经历的相对和平与繁荣和美中关系的平稳发展是分不开的。 但在美国从“合作竞争”转变为与中国对抗之前，我们应该扪心自问，想一些棘手的问题。
美国推进与东南亚关系的最大国内制约因素可能是华盛顿在应对中国崛起方面的强烈共识。拜登公开强调，需要从阿富汗撤军集结力量应对中国。不幸的是，对于美国在东南亚的政策而言，这种强硬的对华政策对于偏向中国或者在中美之间左右摇摆的东南亚政府来说是一种诅咒。
美国没有永远的盟友——只有永远的利益。盟友不断变化，但美国的国家利益（即全球霸权）仍然至高无上。所有关系都是交易——盟友的价值完全在于它们带来的地缘政治利益。如今，美国将印度视作一个有三重主要用途的国家：防范中国的重要手段；美国武器的重要市场；美国消费品的重要市场、利润来源和外包中心。
莫里森政府正毫无必要地挑衅中国，肆无忌惮地引领澳大利亚走入战略死胡同。中国最主要的问题在于，它现在成为可以与美国比肩的强国，甚至有可能比美国还要强大得多——这对抱持美国必胜信念的人来说是不可饶恕的罪过。
对于包括欧盟在内的全球大多数经济体而言，印太地区至关重要。该地区的紧张局势日益加剧，包括地缘政治对抗、领土和领海争议等。为应对这一新环境并实现战略自主，欧盟理事会推出了欧盟“印太合作战略”。这是改善欧盟在印太地区存在感的第一步，为联合应对出现的挑战打开了大门。
拜登政府之所以要推动美军从阿富汗撤离，主要是想终结陷入泥沼的反恐战争，将美国的军事实力转向应对中国。此次阿富汗的陷落将会给以联合盟国及友好国家为轴线的美国对华战略投下阴影。
从特朗普政府早期开始，华盛顿对中国的态度变得越来越消极。这种消极态度在很大程度上延续到了拜登政府。其中，美国国会就像是“压舱石”，在维持美国对华持续强硬上发挥着重要作用。
澳中关系似乎陷入了精心策划的螺旋式下滑。仅在过去一年，两国都向世界贸易组织提起了针对对方的诉讼，两国高层外交仍被冻结。中国对澳大利亚重要出口商品加征关税，与此同时，喜欢谈论时政的闲聊阶层激起了人们对可能爆发一场地区战争的担忧。而他们的这种做法毫无助益。
在对中国及其是道德上的威胁还是仅仅是强劲的竞争对手上寻求确定性的过程中，美国的共识现在声称已经对中国进行审视，这是毫无疑问的。如果是的话就更好了。西方的思维可能是创造某种并不真正存在的东西。
拜登出任总统后，全世界都期盼新一届美国政府实行完全不同于前任政府的对华政策。但令人失望的是，拜登保留了前任对华政策的大部分内容，虽然有一定可预见性，但也更冷酷。在美国国内，抨击中国几乎成了“政治正确”，也是两党共识。
与中国展开大国竞争的目标，是进行“可控的战略竞争”，这要求美国及其盟友避免把中国妖魔化。
美国希望看到东盟起来反抗中国，但在中国日益上升的实力赫然显现的背景下，美国任何批评中国的表态都会因为现有的观点分歧和威胁认知而受到怀疑。
21世纪的全球领袖地位并不意味着要把自己的地缘政治竞争对手逼入绝境，更不能公然或间接地为阴谋论推波助澜。相反，领袖地位意味着共情，并能向自己的伙伴和竞争对手学习。
与特朗普时期不同的是，拜登政府官员没有直接诋毁中国共产党，反而寻求与中国官员沟通。然而，这并不一定意味着拜登政府对抗中国或与中国竞争的政治意愿减弱。
“中国威胁”正在以某些方式被夸大，这对美国外交政策战略来说适得其反，并会以危险的方式扭曲国内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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