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太地区的气候变化将影响一系列安全问题。解决方案是需要多边合作,这可能会创造一个更加多极化的区域。正如新的极端天气似乎逐月使政府措手不及,亚太地区越来越意识到气候变化的安全方面将以意想不到的方式影响战略环境。好消息是,包括联合国安理会在内的区域和国际层面正在取得进展。
中国企业“走出去”承包国际工程的第一步是投标报价,这是一个项目的决定性环节,直接关系到承包商投标的成败,对项目的盈利亏损也有相当影响。本文结合一些具体案例就此进行分析,希望能对企业有所启发和借鉴。
“不让任何人掉队”是实现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核心原则。本文认为,政府、发展合作伙伴和投资者必须优先考虑投资,以解决干旱地区的贫困和气候脆弱性问题,确保不让任何人掉队并实现多个可持续发展目标。
2018年8月2-3日,新加坡举行了首届东盟-中国联合海上演习的桌面演习。首届东盟-中国联合海上演习是推动建立信任和海上安全的实际措施的第一步。
通过对印度1947年至2017年的70项经济政策的分析,本文回顾了印度成为世界第五大经济体的历程,为该国迈向10万亿美元全球经济强国、重塑国家命运提供知识窗口。
由于交易成本高、消费信贷风险高或未知,以及存在各种其它挑战,分布式可再生能源部门的机构融资渠道受到了更多限制。因此,通过适当的政策和融资干预措施来减少这些限制十分重要。
北京似乎正在加强其在印太地区的海上能力建设工作。对此,“四方”国家必须优先协调,同时注意中国的竞争。
2018年7月17日欧盟与日本领导人在东京签署了日欧经济伙伴关系协定(EPA)与日欧战略伙伴关系协定(SPA)。这些协定很可能给日本带来显著影响。本文对此进行了讨论,作者评估了最近签署的EPA和SPA可能如何促进安倍的战略议程——“安倍主义”。
澳大利亚面临着一个重大的两难境地:如何调和澳大利亚与中国的贸易关系以及澳大利亚同美国的安全同盟。在关于如何在特朗普时代与中国打交道的辩论中,澳大利亚的外交政策可能正步入最有趣、最焦虑的时期。
澳大利亚外交部长朱莉·毕晓普宣布,澳大利亚、日本和美国将为所谓的“印度和太平洋基础设施投资”建立“三边伙伴关系”。对这三个国家来说,它们的计划既危险又不足为奇。相比之下,三边倡议可能更像是象征性的,而非真正的地缘政治选择。
西方已经失去了对国际事务的主宰吗?亚洲最杰出的外交政策知识分子之一马凯硕认为,尽管西方曾经赢得了主宰,但现在正在失去主宰地位,且需要接受自己的衰落。然而,马凯硕对中国的看法似乎过于乐观。现实是,中国内部存在人口、环境等方面的挑战。这些问题引发了人们对其未来增长轨迹的担忧。
自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首次提出以来,“一带一路”建设取得巨大成就,有力推动了参与国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深入推进,进一步加强“一带一路”合作机制建设就显得尤为迫切。在推进“一带一路”合作机制建设过程中,要秉持开放性、渐进性理念和正确义利观。
对于海外项目总承包企业的采购而言,海外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因地处海外,在采购上面临着采购资源的选取、采购地选择、符合当地采购制度等基本特点。采购地包括中国内地采购、境外或第三国采购、项目所在国属地资源采购,采购主体分为集中采购和分包采购共存,采购团队是总部常设机构采购业务人员和项目临时聘用采购人员组建,采购效益是总承包企业与分包企业共享。
吉布提共和国位于非洲东北部亚丁湾西岸,扼红海进入印度洋的要冲曼德海峡,东南与索马里接壤,北联厄立特里亚,西部、西南和南部同埃塞俄比亚毗连。吉布提经济发展主要依赖于港口服务业,受世界经济气候影响太大,而且这种影响将随着经济全球化和非洲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而越发严重。
恰巴哈尔港的开发有望带动该地区的规则变革,然而美国退出伊核协议的决定,以及人们对针对伊朗的新制裁的恐惧将危及恰巴哈尔港的开发和运营。
中国若想通过地中海推进海上丝绸之路倡议,必须寻找方法弥合经济利益与保护这些利益的能力之间的差距。
能源领域是沙特阿拉伯和中国经济转型的重要组成部分,两国在努力提高工业能源生产率方面可以从合作中获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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