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美国国会和总统就税制改革即将达成共识,他们应把三个主要组成部分放在改革的核心:按照“全额费用化”,应允许企业从应纳税所得额中扣除所有资本性支出;应大幅降低企业税税率;只对企业在美国赚取的收入征税,即“属地”,让总部位于美国的企业与它们的外国同行处在平等位置。
特朗普总统重新谈判《巴黎协定》的主张并不可信。而且,没有迹象显示特朗普政府已有特定的概念。在他明确采纳一条新的且不同的路线之前,特朗普的言论是在分散人们对当前美国真正发生的事情的注意力——美国正在破坏气候行动和应对这一全球挑战的国际合作。
美国参议院的民主党人把“大公司都不好”当作一种信条。许多权威人士担忧亚马逊、谷歌、脸书和其他大型科技公司的成功,认为它们太大、太强劲,必须要阻止。这些吹毛求疵者忽略的是,快乐的顾客创造了大型科技公司,攻击成功的科技公司其实是在攻击它们的顾客。
亚洲工厂”背景下的贸易和投资,与亚洲在跨境全球价值链(GVC)中日益提高的参与度有优势互补关系。这一关系同外商直接投资在亚洲的长期增长有很大联系。亚洲约有60%的贸易流由全球价值链带动,与全球价值链相关的外国直接投资让亚洲受益匪浅。
美国已经达到“充分就业”的水平,但这并没有为很大一部分劳动者创造令人满意的工作。解决就业问题没有捷径,但特朗普团队甚至没有尝试解决这一问题。
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已近四年的时间。外国观察人士担心,中国将用经济援助交换对其安全与边境主张的支持,以增强其地区影响力。
第一次美中全面经济对话(CED)于2017年7月19日在华盛顿举行。但此次会谈最终陷入僵局,未取得美国预想的结果。美国本打算迫使中国就核心问题作出实质性让步,但中国并没有屈从于美国的意志。CED进程可能在工作层面上继续发展,但双边关系似乎正转向不同阶段的关口。
基于一项对印度和英国有机食品企业的初步调查,本文研究了在正确政策支持下,有机食品如何从食品供应链中吸引更多的投资。为使农民更好地接入国内和国际市场,本文重点研究了将有机食品企业与农民相联系,以及加强这种联系的问题。本文还找出了企业面临的问题和业务风险,并提出了实现行业整体增长的政策建议。
经由贸易扩张形成的全球一体化均衡地提升了男性和女性在专业、技能和管理职业中的集中度,但在全球供应链贸易中制造业内女性就业的增长快于男性。女性的相对收入因此增加,反过来又降低了0-4岁儿童的男女性别比例。
从澳大利亚储备银行官员近期的两次演讲中可以看出,澳大利亚储备银行的领导层明显在考虑通货膨胀和产出增长间的关系出现长期转变的可能性,这将对货币政策产生重要影响。
面对当前缓慢的国际经济增长和低商品价格,沙特加大了多样化发展力度,旨在实现更加持久的可持续经济发展。这一多样化发展战略的关键要素包括:推动私营部门投资、提升商业环境、为家庭和产业提供巨大财政刺激、提升能源价格以实现政府收入多样化并支持经济结构变化和能源效益、提升可再生能源份额。
在经济领域,中国和印度在诸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贸易组织等多个论坛中一直站在一起,共同表达了反对发达国家采取不利于发展中国家的立场。近期,中国和印度在世界贸易组织共同反对美国和欧盟为农民提供的巨额补助。
欧洲和日本近日就欧日自由贸易协定达成框架协议。这明显象征着自由贸易领导权的交接仪式。当美国正在遵循“美国优先”贸易政策时,德国和日本正促进自由贸易。它们似乎正在从全球化的昔日领军者美国手中接过自由贸易的领导责任。这一转变可能有益于欧洲和日本经济,但至少部分收益源于美国经济受损。
上周,沙特主导下的对卡塔尔封锁满两个月。6月,因指控卡塔尔支持恐怖主义及与伊朗关系密切,巴林、埃及、沙特阿拉伯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开始限制国民前往卡塔尔旅行,并断绝了与卡塔尔的外交关系。这场孤立运动也封锁了公民对卡塔尔网站的访问。这种信息封锁可能在地缘政治冲突中变得很普遍。
土耳其和中国应明确两个要点。首先,目前还不清楚“中间走廊”如何融入“丝绸之路经济带”(SREB)。两者融合最重要的迹象之一是,中国积极参与建设埃迪尔内至卡尔斯的高速铁路。
要保持领先,必须加快速度。中国领先是因为它有一个构建高科技经济的战略,而且多年来一直不惜花费巨资。中国已拨款数十亿美元用于研究和获得半导体组件、5G电话、人工智能和超级计算机——这些是对未来经济增长至关重要的先进技术中的一部分。而美国在相同领域仅勉强分配了数百万美元。
根据美国能源信息署(EIA)数据,2017年上半年最大的电力来源是煤炭。风能和太阳能仍是小众来源,发电量约为煤炭和天然气的七分之一。与煤炭有关的岗位不只在煤炭开采行业。煤炭与钢铁业、运输业和制造业岗位也有关。
大国崛起须站在巨人肩膀上。欧洲不仅是古丝绸之路终点站,更拥有政策、贸易、设施、资金、人心等“五通”国际话语权,是“一带一路”建设的不二合作伙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与欧洲有着千丝万缕联系,争取欧洲的支持具有全球意义。欧洲的例子说明,必须有针对性地克服“一带一路”认识风险,切实有效回答其关切。
当前,国际社会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之中,国际格局和国际秩序加速演变,各国既面临大国对抗风险下降、科技进步日新月异、区域合作方兴未艾等前所未有的重要机遇,也面对恐怖主义、气候变化、能源资源安全等日益增多的全球性挑战。中国精神、中国理念、中国方案正引导世界各国将国内、国际治理与合作的目标转向和平与发展的同一个平面上来,以推进和平、开放、包容发展价值观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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