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的历史学家会把2016年视为历史的转折点。不是每一个年份都是历史转折点,大部分年份都是平淡无奇的。我的专业是宏观经济,在做宏观预测时,最简单的办法就是趋势外推:去年怎么样,今年和明年也怎么样。但是,要把视野拉长,我们就会看到,历史中有众多转折点。
各个组织发布报告预测美国清洁能源计划(CPP)和环境保护局(EPA)限制电厂二氧化碳排放的规则对经济产生的影响,发现这些政策对电力负荷能力和整体经济的影响明显不同。本文回顾了关于CCP的4项经济研究,将CCP研究假设和专家预测及实施研究时的有效实证信息进行了比较。
报告的结论是美国与竞争对手相比在许多方面处于优越的位置,并将继续从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中获益。但在国内政治没有达成较大程度共识的情况下,连贯的国际战略难以制定。国内政治功能障碍对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来说是更大的障碍。
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可能传递了迄今为止最强的信号:由于特朗普总统的贸易保护主义和反贸易倾向,中国比美国更愿意捍卫自由贸易和全球化。中国国家主席在会上谈到全球化对于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性,而特朗普总统的代表Anthony Scaramucci论及美国的中心地位是全球化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当2021年英国伊丽莎白女王号航空母舰进行首航时,它将远离皇家海军在大西洋和地中海的常去之处,而驶向太平洋海域,旨在传递这样的信息:英国将“保护航行自由,保持海上和空中航线开放”。正是不确定性及对亚洲日益增长的不稳定性的恐惧使伊丽莎白女王号的预期航程更为重要。
“购买美国货”的想法或许对特朗普总统的许多支持者很有吸引力,但这句话只是发放政治战利品、超额雇工和贸易保护主义的委婉说法。总统可能会获得工会领袖、内销生产商和一些工人的称赞,但纳税人和更多的工人、企业将会付出巨大代价。
在奥巴马两届任期内,美国在一系列冲突中一直难以取得军事胜利。但这不一定意味着奥巴马使用武力不够频繁、或者不够顽强、不够巧妙。这更有可能说明,他试图解决的许多问题不适合用军事解决。奥巴马让美国与古巴的关系正常化,以及扩大美国与加勒比邻国经济关系的做法值得称赞。
国际收支不平衡逼得美国大量向海外举债。因此,美国创造了一个庞大的金融部门以借入海外储蓄,使之流入美国企业,实现了经济金融化,或者说“华尔街”取代了“商业街”,进而导致在工业部门中从事技术性高薪工作的中等收入群体大量减少,取而代之的是相对少数的金融精英以及大量为金融精英服务的清洁工、三明治小贩、麦当劳打工者等低收入人群。这大大加剧了社会不平等程度。
据联合国人居署数据显示,城市贫民窟人口也在不断增长,2014年贫民窟居民人数估计为8.63亿,占城市人口的33%。文章指出,不断增加的人口及贫民人数,以及不断升高的全球气温,人类正处于全球危机的边缘:不断增长的城市人口,满足全球住房的需求和为适应人口数量而需要的前所未有的能源消耗。
印度各邦倾向于控制公共投资支出以遵守财政规则。印度次国家层面财政立法的核心重点是通过借款的数量上限,以及使用外来资源进行公共资本投资来逐步减少收入赤字,实现债务的可持续性。本文考察了财政规则的应用是否导致了印度主要邦的公共资本投资支出的财政空间增加。
中国不会立刻超越美国成为国际法强国,但是如果特朗普的竞选言论成为了美国实际政策,那么可能就到了风水轮流转的时候了。
作为欧盟轮值主席国,马耳他打算将欧洲救难船拦截的移民遣返回利比亚。这需要根据欧盟与土耳其间难民协议的原则与利比亚政府达成协议。但利比亚不是土耳其。
190个国家的国家气候行动计划(NDC)明确指出,全球目标是构建低碳、具有可恢复性的未来。
扩大社会对经济增长过程的参与程度和获益程度是全世界各国领导人最为关心的政策挑战。本报告涵盖了109个经济体,试图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国家可以如何通过多样性政策刺激机制和制度机制使经济增长更具社会包容性,且同时不破坏对工作、存款和投资的激励措施。本报告呈现了新的全球指标,即包容性发展指标(IDI)。
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专家Mark Leonard和Jeremy Shapiro在《2017年十大外交政策趋势》一文中,对2017年的外交政策趋势进行了如下预测:1、选举潮将主导欧洲外交政策。2、俄罗斯或恢复元气,与西方国家之间的坚冰或将融化。3、面对特朗普重新定义世界秩序的尝试,欧洲和中国之间将出现微妙的联盟来捍卫世界秩序。
在与伊朗达成核协议、且欧洲取消针对伊朗制裁的一年中,欧伊双方恢复接触并签署了协议,双方交往逐步恢复。对德黑兰而言,在经济商业利益和同美国对抗方面,对欧关系都十分重要。尤其是在特朗普入主白宫伊始,以及特朗普声称要就核协议重新谈判或废除这一协议的情况下。
2016年10月,有着十四年历史的国际刑事法院(ICC)经受了一场严酷的考验:三个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布隆迪、南非和冈比亚宣布退出该国际司法机构。这些国家目前具有鼓励其他国家退出ICC的地区政治影响力吗?该组织与缔约国的反应将对该组织在非洲大陆的权威性以及迅速发展的全球司法机制的重要性产生重大影响。
作者认为,政策制定者必须把碳定价和在交通领域的其它努力相结合。就像其它政策——包括国家新能源和能源效率标准以及税收抵免政策成功的降低零碳电价一样,技术政策如制定机动车标准对于驱动低排放交通工具商业化也非常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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