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最近提出“中国的社会主义模式优于资本主义模式”这个观点,不出所料,一些有右翼政治倾向的学者试图驳斥我文章中所列的事实。比如英国的自由撰稿人麦克·科马克先生的文章“理性的经济政策带动增长”,尽管他的这篇“檄文”因为充斥着大大小小的事实错误而毫无说服力,我仍想进一步阐释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中国是个重情重义的负责任的最可靠的朋友和伙伴,是个“言必信,行必果”的“成熟大国”。热闹过后需要的是冷思考;兴奋过后需要的是冷静,因为峰会成功,并不表明世界经济从此就会安然无恙,更不证明各国政府会一丝不苟的执行峰会上达成的各项协议。
9月1-2日,总部位于新德里的印度基金会在新加坡香格里拉酒店举办了“2016年印度洋会议”,意在“召集印度洋地区的重要国家与主要合作伙伴,从地缘战略、地缘经济和地缘文化的角度”讨论“有关该区域国家安全与民族发展的问题”。
如果欧洲领导人们真的希望沿着这条路走下去,欧洲防务合作存在很多改善方式,决定因素将是对国家资本的政治意愿。“欧洲需要强硬起来,特别是在防务政策上。”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在欧盟国家年度演讲中提出这样的口号,并不出人意料。
当前俄罗斯和美国就叙利亚达成的协议表明,尽管俄美之间存在明显的敌对关系,但两国还是可以进行合作的,特别是在莫斯科希望扩大其可用的战略选择时,更是如此。
中国适度的国债水平、庞大的外汇储备和足够的货币余额意味着中国当局有足够的“弹药”应对“硬着陆”。投资者和企业了解经济和政治的因素和趋势十分必要,这样方可对一国经济做出均衡的判断。总之,不能仅关心中国的汽车销售量或用电量,还必须考虑中国至1980年以来的政策连续性。
中国政治指导经济,必要的改革步伐可不断调整,拉动消费的措施亦可快速部署。中国适度的国债水平、庞大的外汇储备和足够的货币余额意味着中国当局有足够的“弹药”应对“硬着陆”。投资者和企业了解经济和政治的因素和趋势十分必要,这样方可对一国经济做出均衡的判断。
英国退欧公投后,英国未来的退欧计划可能把英国利益放在第一位,甚至牺牲其他欧盟成员国的利益。当欧盟成员国组建谈判团队时,他们应做好准备,应对“英国优先”的方案。德国总理安吉拉・默克尔似乎理解到了这一点――对于一个更关注自身力量而非欧洲团结的政府不要抱太大希望。
英国的脱欧公投在北欧国家掀起波澜。然而,北欧地区的欧盟成员国丹麦、芬兰和瑞典似乎不太可能在可预见的未来退出欧盟,而非成员国挪威和冰岛也不会严重削弱与欧盟的关系。
证据显示,负利率可以是一种有用的货币刺激形式,但各国之间的净效益有所不同。在所有经济体中,把利率向负值推进的余地都很有限。其他政策,尤其是大规模购买资产(或量化宽松),似乎在必要时会提供更好的货币刺激机会。
2016年9月21日,美国将在纽约市举办第二届美国-非洲商业论坛。由彭博慈善基金会和美国商务部联合主办的此次论坛将强调在关键增长领域(如金融和资本投资、基础设施、电力和能源、农业、消费品和信息通信技术)扩大美非商业、贸易与投资关系的机会。
近年来,中国城市化的发展提高了城乡的生产率并且促进了城乡经济发展。“集聚效应”很大程度上增加了就业机会,提高了收入水平。此外,城市的共享、匹配和学习机制也更强大,特别是在大型城市当中。对于乡村的发展,城市化推动了农业生产力、农村收入和消费水平。
国务院2016年8月22日发布的《关于印发降低实体经济企业成本工作方案的通知》提出,经过1-2年努力,降低实体经济企业成本工作取得初步成效,3年左右使实体经济企业综合成本合理下降,盈利能力较明显增强。这一《通知》针对广大企业普遍关心的降低成本问题,提出了不少有力度的措施,是当前落实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大举措。
吴敬琏表示,结构性改革真正要改的是体制机制的结构,通过行政的手段对产业的结构进行调整,往往会导致经济结构的扭曲更加突出。因此,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作用才能解决问题。政府的作用,是为企业和创业者提供一个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和法治环境。为实现这个目标,现阶段需要从制定和执行市场进入的负面清单、全面推进金融改革等六个方面抓紧推进。
近日,国家发改委集中公布了对13个省市电力体制改革综合试点方案的批复函。这是继今年5月份,国家发改委对云南、贵州两省电力体制改革综合试点方案批复之后的又一次集中发布。新一轮电力体制改革从去年3月开始,已经下发了十多个配套文件,现在又如此密集地批复试点省市,意味着前期的准备工作已经基本就绪,电力体制改革已经进入了全面推进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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